摘要:褚辅成，生于清同治年间的嘉兴名士，早岁攻读经史，却不甘埋首故纸堆，甲午战争后见国事蜩螗，毅然弃科举而入新式学堂，后东渡日本研习法政，与黄兴、宋教仁等志士结为同道，自此一生与家国命运紧密相系。 1937年秋，淞沪会战的炮声震碎了江南的宁静。时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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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辅成，生于清同治年间的嘉兴名士，早岁攻读经史，却不甘埋首故纸堆，甲午战争后见国事蜩螗，毅然弃科举而入新式学堂，后东渡日本研习法政，与黄兴、宋教仁等志士结为同道，自此一生与家国命运紧密相系。 1937年秋，淞沪会战的炮声震碎了江南的宁静。时年六十四岁的褚辅成已是须发皆白的老者，却如古柏般挺立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里。这位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耆宿，此刻正担任嘉兴同乡会会长，寓居上海。日军攻占上海后，铁蹄直指嘉兴，他收到汪伪政权送来的“维持会”委任状，那烫金的字迹在他眼中无异于卖身契。当夜，他将委任状投入炉火，火光映着他布满沧桑的脸，如同当年在东京参与同盟会时一般坚毅，“吾嘉兴乃礼义之邦，岂能与寇为伍？”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褚辅成以社会贤达身份当选参政员。年迈的他不辞舟车劳顿，往返于重庆、香港、桂林之间，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在参政会上，他援引《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力主团结各党派力量：唯有摒弃私见，如吴越同舟，方能共渡国难。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言论，他当庭怒斥：岳武穆云“还我河山”，今日若弃寸土，何以对祖宗、对后世？其声震屋瓦，闻者无不动容。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危机。褚辅成心急如焚，联合黄炎培、张君劢等参政员致电国共两党，言：寇深矣！祸亟矣！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公等肩负国之重任，若内战再起，何以对天下？ 一次，在参政会辩论时，有国民党委员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褚辅成当即起身反驳：嘉兴子弟在新四军中作战者何止千人？浙西反“扫荡”，新四军以寡敌众，收复失地，此乃铁证！古人云“止戈为武”，若欲反共，便是助纣为虐！他同时援引了《孙子兵法》中“上下同欲者胜”之语，强调抗日非一党之事，唯有举国同欲，方能克敌。其坦荡磊落，令在场者无不肃然。 尽管身居后方，褚辅成始终牵挂着沦陷区的嘉兴父老。他在上海、香港设立嘉兴同乡救济会，募集钱款物资，通过地下通道送往浙西敌后。1942年，日军在嘉兴实施清乡，大批百姓流离失所，他得知后彻夜难眠，急电浙江抗敌自卫队将领：民惟邦本，如见嘉兴难民，务必全力庇护。《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失民心者失天下，切勿忘记！他还设法营救被日军逮捕的同乡志士。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褚辅成正在撰写《嘉兴抗战纪实》。他掷笔而起，走到窗前遥望东方，老泪纵横：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今日终见天日矣！随即提议召开嘉兴同乡庆祝大会，会上他引用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告诫同乡：胜利来之不易，当铭记牺牲，更要珍惜和平。 抗战胜利后，褚辅成返回嘉兴，只见家园虽残，民心未灭。他主持修复被炸毁的南湖烟雨楼，在楼内题写“还我河山”匾额，旁注中言：此“还我河山”四字为殉国者立碑。时人观之，无不感怀褚辅成这位爱国者的赤子之心。 在抗日战争的历程中，他没有披甲上阵，却以文人之躯扛起了道义的大旗；他未曾血染沙场，却用笔墨与风骨筑起了精神的长城。嘉兴的地方志里记载他“生平以天下为己任，抗战期间，毁家纾难，奔走呼号，老而弥坚”，这正是对他最好的注解。如今，当人们说起抗日战争中的嘉兴人，褚辅成的名字总会与这片土地的风骨相连。那是江南文人的担当，是中国士人的脊梁，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永不弯曲的精神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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