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能再搞大台商投资区艰难诞生 1987年冬的一天，马文龙陪同时任市长周洪昌向省政府反映，请求省里减轻1988年上缴粮食的任务，而省里非但没同意，还将大麦从粮食任务中剔除。这对马文龙搞经济开发区是个打击，增产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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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搞大”台商投资区艰难诞生 1987年冬的一天，马文龙陪同时任市长周洪昌向省政府反映，请求省里减轻1988年上缴粮食的任务，而省里非但没同意，还将大麦从粮食任务中剔除。这对马文龙搞经济开发区是个打击，增产粮食，扩增粮田，到哪弄土地搞经济开发区？为了这，马文龙还和曾经共过事的时任省长沈祖伦拌了嘴。 “从解放到现在，省委的决定，还没有地方不听的。”“从盘古到现在，还没听说大麦不算粮食任务的。”双方争吵的语气挺凶，但并没伤及两人的和气。在马文龙的力争下，省里终于同意减轻上缴粮食的任务。马文龙说：“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可人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做事的胆子就越大，也就有了力量和勇气。” 改革总是有个思想变动的过程。1988年初，沈祖伦考察南方经济特区后，明确了搞经济开发区吸引外资的政策，各地市可以引凤筑巢，也可以筑巢引凤，但嘉兴搞经济开发区，沈祖伦还是不放心，毕竟嘉兴是浙江的粮仓。 马文龙清楚省里不会轻易批准，但总得搞点东西给大家看看，“历史不容你选择，有条件要上，没条件更要上，就看你的思想有没有插上舞动的翅膀。”于是，马文龙就和市里商量，弄了个台商投资区，只有147亩地，占地面积不大，容易获批。 果然，1989年上半年，沈祖伦答应了，但再三嘱咐“不能再搞大，只能批这么多土地，嘉兴的农田不能随便被征用”。马文龙心里窃喜：“只要你批了就好。” 不料，台商投资区刚诞生不久，中国经济就遭遇12年改革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大多数外资公司停止运行，静观其变。而嘉兴台商投资区也遭遇了引资困难，只有两个意向项目，投资者都是嘉兴籍港商，一个是袁培元，一个是朱伯衡，后来到1992年才确定投资。 
1995年5月7日，韩泰（嘉兴）轮胎项目土地出让签约仪式。
8个人的筹备小组绘出经济开发区规划图 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启动第二轮沿海开放区。当年7月，市领导考察学习浦东后，提出“呼应浦东、接轨上海”发展战略，以抓住历史发展机遇。 “不能再错过了，已经落在人家后面好多年了。”马文龙说，连外商都嫌嘉兴开放得慢。当时，已有意向投资台商投资区的港商朱伯衡叹道：“你们嘉兴说开放开放，到现在也没多大动静，雷声小，雨点更小，弄了个投资区，厂房都建半年了。” 事实上，嘉兴市政府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借助台商投资区这个平台，酝酿规划一个大经济开发区。 1991年至1992年初，市委市政府明确要筹办嘉兴经济开发区，“这时物价放开了，粮食也基本放开了，全国都在搞经济开发区，我们也不能再等了，否则要比人家慢好几拍。”1992年初，嘉兴经济开发区领导小组成立，加快筹备开发区事宜，马文龙牵头。 “当时没几个人，都是从别的部门抽调过来的，有来永胜、我、潘伟、朱文祥等8个人，我们的办公室就放在老市政府10号楼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里。”时任开发区副主任的沈丽萍说，那时条件很艰苦，办公室里就4张桌子、4把椅子，板凳都不够坐，开会椅子不够用，就跑隔壁办公室借。 然而，就在这个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8个人绘出了嘉兴经济开发区的规划图。1992年8月，省政府批准成立嘉兴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6.1平方公里。成立后不久，马文龙即被免去市政府秘书长职务，到嘉兴经济开发区走马上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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