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兴第一家录像厅 年轻人疯了 书场发了 1983年,步鑫生改革旋风在全国刮起的时候,嘉兴书场却因为经营困难连续走了5任经理,被一个叫徐祖福的越剧团演员接管。很快他就用创造性的思维制造了一系列的非文化事件,再
嘉兴第一家录像厅 年轻人“疯”了 书场发了
1983年,步鑫生改革旋风在全国刮起的时候,嘉兴书场却因为经营困难连续走了5任经理,被一个叫徐祖福的越剧团演员接管。很快他就用创造性的思维制造了一系列的“非文化事件”,再次把全国的目光吸引到了嘉兴。
3名在职员工,10名退休员工,每天20多元的收入不仅要养活这13个人,还要付给各地请来的说书演员工钱。入不敷出!
每次文化系统开会,嘉兴书场负责人总是低头坐在角落里,等到开会结束时再找领导申请补贴。

1986年改造前的嘉兴书场。
1984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城市的改革风气也日趋浓郁。一直想改变书场的“伸手派”角色的徐祖福意识到,文化也可以搞活了。
“可以搞活了,可是‘活’在哪里呢?”1984年的上海,街头的录像厅里正播放着热血的武打片、警匪片,小小的播放室里挤满了年轻人。这一幕给了在上海出差偶然经过的徐祖福信心和灵感。
“书场播放录像,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可是首期投资的2万元资金在哪里呢?”那是24年前的2万元。他走进当时位于勤俭路上的工商银行,一位姓马的信贷科长听说来意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啊,太平点么好了!”
没贷上款,徐祖福瞒着妻子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约3000元,算是解决了放录像需要的一台大屏幕彩电,书场的另3名员工最后凑出了1000元,一位喜欢评书的厂长朋友借给了他10000元,远道广州采购回了录像设备。
早上8点到中午12点放录像,下午1点到3点说书,下午3点半到5点半放录像,晚上7点半到9点半说书,9点45分以后,录像放到天亮。这是有了录像设施后的嘉兴书场的“作息表”。
虽然比书场1角5分的门票还要贵上5分,但是书场始终人满为患,怕实在太挤,工作人员把外面的铁门上了锁,结果一段时间后,那铁门外面的拉手居然被拧歪了。仅仅半年时间,录像厅帮嘉兴书场赚了2万多元,不仅还清了欠款,还有3000多元的结余。“书场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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