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盲多的嘉兴拿下两个第一 范巴陵（右一）带团访问日本。 198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丁雪萍的题为《嘉兴地区教育为何落后》的报道，点名批评茅盾故乡文盲多。 1983年8月，44岁的范巴陵从外市一家企业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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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多”的嘉兴拿下两个“第一”  范巴陵（右一）带团访问日本。 198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丁雪萍的题为《嘉兴地区教育为何落后》的报道，点名批评“茅盾故乡文盲多”。 1983年8月，44岁的范巴陵从外市一家企业的副厂长岗位被调入刚刚撤地建市的嘉兴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热爱科研和文学的她突然成为政府官员，她决定从了解中央政策和熟悉基层情况开始。 直到25年后的今天，范巴陵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的震撼。农村学校的教室大多在废弃的祠堂或寺庙里，窗户上很多地方没有玻璃，而代以厚厚的化肥或水泥的包装袋，保暖是保暖了，可是大白天房子里都非常昏暗。教室里全部是泥地，或是因为冬天脚冷的原因，很多孩子的课桌下被双脚蹬出好大的坑。城市的学校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嘉兴三中，除了窗户玻璃和农村的一样外，因为课桌都用了二三十年，桌面全部坑坑洼洼，学生们写字时不得不在桌面上垫一块塑料板，有一些小店就卖这样的塑料板，生意还很好。 学校硬件如此破旧，教师生活则更为紧张。整个嘉兴市只有一位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的李老师有一套36个平方米的住房，其他教师全部住在无厨房无卫生间的自然房里。李老师这套有着单独卫生间的房子曾引来众多同行和朋友的参观，为了招待参观人员，李老师一个月里用掉了1.5公斤茶叶。 “这样的艰难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真正是‘百废待兴’。整个嘉兴市的可用财政不足3000万元人民币。”很显然，嘉兴市政府在短时间内无力改变全市众多学校的现状。怎么办？ 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大胆地做有利于多数人的事。” 那些走访的日子，范巴陵白天劝说那些把柴禾堆放在教室走廊的乡亲及时把柴禾搬走，晚上则一直想着“哪里去弄钱”。焦虑中她忽然发现，虽然当时的嘉兴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乡镇工业在各县区正红红火火地发展着。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富裕的乡镇企业能略施援手，各地的中小学不就能通过自己所在地解决实际困难了吗？ 1984年，范巴陵和时任嘉兴市教育局局长的张大为一起，历时两个多月，如当年的武训一样走访调研，征求意见，尝试推行各地乡镇负责自己所在地的中小学建设。嘉兴市委市政府随后颁发了《关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红头文件”，规定除财政拨款外，全市开征教育费附加，鼓励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当年11月，范巴陵和张大为联合署名在《浙江日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嘉兴推行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试验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这项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村乡镇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并且发动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 “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自此叫响，全民办教育的意识和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感也自此苏醒。直到一年后的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1986年，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方案出台。 1989年，嘉兴市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基本消除中小学危房的地级市。1992年，浙江省在嘉兴召开全省“改革教师住房现场会”。1994年，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茅盾故乡文盲多”的嘉兴市，一举拿下两个“第一”：第一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地级市；第一个所辖县（市、区）全部通过“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的地级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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