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上任就想好好干番事业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熄了 1987年3月8日，黄伟康结束嘉兴标牌厂厂长的任期，调任市外经委外资外经科科长。对黄伟康来说，这是一件喜事，毕竟在外经委工作施展本事的天地比标牌厂广阔多了。那
 一上任就想好好干番事业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熄了 1987年3月8日，黄伟康结束嘉兴标牌厂厂长的任期，调任市外经委外资外经科科长。对黄伟康来说，这是一件喜事，毕竟在外经委工作施展本事的天地比标牌厂广阔多了。“那时候，嘉兴对外改革开放刚起步，外资外经工作尚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黄伟康回忆说，一上任，他心里就盘算着要好好干番事业。 事实上，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已深入经济体制层面，尤其外经贸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外贸出口权逐渐下放，引进外资政策慢慢放宽。邓小平视察天津经济特区的讲话，更是鼓舞了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人。可以说，这个时期外经贸领域是个思想异动的领域，想有作为的商人或政府官员不计其数，黄伟康只是其中一个罢了。 “我上任第三天，就开始接触外商，谈项目。”黄伟康说，1987年3月11日，他与荷兰一家企业就民丰“再生纸”项目谈合资，对方也挺感兴趣。但谈到关键处，对方一个关键问题，让黄伟康傻眼了，“当时，对方问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哪有钱，一下子就懵了。” 尽管黄伟康很机敏，当即回答对方，“我口袋空的，没钱，但你们出多少钱，我们就投资多少钱，我们能通过政府融资。”虽然黄伟康说得很有底气，但政府出钱合资的项目，似乎不符合西方人的思维，对方立即就失去了兴趣，终止了谈判。尽管黄伟康数次苦口婆心地游说，都无功而返。 其实，谈判的外资项目失败，当时并不是新鲜事，不成功的有很多。1987年，全市成功引进的项目仅3个，而1986年只有2个，1988年也只有8个。“当时引资难，关键是投资环境不好，软硬件差，连条像样的路都没。”黄伟康说，人才、资金、技术等软件就不用说了，唯一的吸引力就是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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