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唱： 历史中 经客商报装砖瓦前往吴淞者，络绎不绝，每日平均计有三十余辆之多，年值六百万元。（摘自民国十年7月20日《申报》） 干窑窑业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达到顶峰的。虽然上述《申报》报道的是整个嘉善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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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唱： 历史中 “……经客商报装砖瓦前往吴淞者，络绎不绝，每日平均计有三十余辆之多，年值六百万元。”（摘自民国十年7月20日《申报》） 干窑窑业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达到顶峰的。虽然上述《申报》报道的是整个嘉善砖瓦络绎不绝运往上海的情景，但那时干窑是全县窑业的中心，因此，把它用来描述干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上海开埠建设需要大量砖瓦，大都向嘉善订购，因为数量巨大，光轮运不能满足，只好用铁路运载，于是才有“每日平均计有三十余辆之多”的壮景。其实早在清光绪年间，干窑砖瓦就大量运往上海，据光绪十六年（1890）3月3日《申报》载：“浙江嘉善县境砖瓦等窑有一千余处，每当三四月旺销之际，自浙境入松江府属之黄浦，或往浦东，或往上海，每日总有五六十船，其借此以谋生者，不下十数万人。” 民国年间干窑窑业更甚于明清，除了上海开埠这一原因外，还与一位富于创新精神的商人有关。民国七年（1918），干窑商民潘啸湖等人仿制“洋瓦”成功，便筹资两万元，创建陶新机制瓦厂，投产后获利颇丰，引发了泰山、生泰、华新等一批厂家涌现，这些厂家生产的瓦质量与洋货不相上下，自此在上海大市场博得了名声，打开了销路。历史非常有趣，往往因为某人的一个闪念、一个举动，而拐向一条康庄大道或歧途小路。从中可以看出潘啸湖对干窑窑业乃至整个嘉善窑业的巨大影响。  砖瓦外运 追本溯源，干窑窑业起始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据嘉善人张凤考证，嘉善最早出现窑市当在宋朝。但从现存府志来看，最早记载嘉善窑业的是《嘉兴府图记》（1549），而最早记载干窑窑业的是明万历《嘉善县志》（1596），“出张泾汇者曰东窑，出干家窑者曰北窑。”但那时干窑还不是全县的窑业中心。干窑成为窑业中心，是在清代中期，当时淞沪新辟商埠，加上太平天国“天京之乱”，沿江沿湖的大批商贾巨富、官僚士绅纷纷避居苏、杭、沪等地，营建日繁，砖瓦需量日增。而张汇一带窑业经咸丰十年（1860）战乱后，又因河道狭窄，日见其衰；而窑业“获利较厚”，所以窑户竞相在干窑一带发展窑业，一个窑业中心逐渐形成。这种变化正应了老话：时移势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干窑的“京砖”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品牌。明代时，江泾村吕家的“明富”字号京砖和邵家、陆家的“定超”字号京砖，已享盛名，现在上海豫园的“京砖之王”，即为邵家制作的新品。到清代时，干窑所产之砖主要供京、苏、杭官府所用，《武塘野史》载，清顺治七年（1650）“干窑解砖瓦至省筑满洲城”，当时干窑砖瓦即已远销至北方。 干窑砖瓦品类之盛，也为少有。据《嘉善县志》载，根据实物查勘，二十三种普通砖当中，干窑产的达十七种，品类高居各窑区之首，而十一种花式砖则清一色全部产自干窑；十八种普通瓦当中，干窑产的达十四种，种类遥遥领先。 一地的某种生产一旦达到顶峰，往往催生出某种文化。干窑也不例外。在漫长的岁月中，干窑因其窑业形成了江南水乡韵味独特的瓦当文化。据元代《金缕子》载：“楚国垄舍随楚王朝，宿未央宫，有蜘蛛结网，有虫触之，欲退不得而死。舍退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官者，入之罗网也。’逐告退归。时人谓，舍为蜘蛛之隐。”这种退隐态度后来在瓦当文化中得到反映，明代宰相钱士升故居瓦当图案就是蜘蛛结网，取的就是退隐之意。  沈家窑烧制的京砖，大者重达80公斤 从建筑文化来看，目前存在于干窑金姓人家的两对瓦鸱，是全县境内这一文化的最高代表。这两对瓦鸱为脊饰，高一点六五米，就是说，建筑物的屋脊至少有一米多高。这么高的屋脊，远望去，是怎样一种美丽的景象！  京砖磨光、裁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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