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石门 1978年12月28日，作为一名1962年从石门下放到炉头公社永丰大队（今翔厚村）塔鱼浜生产队去挑重担的知青，我母亲高高兴兴地告别了她的民办教师生涯，从翔厚小学调到石门玻纤厂做了一名普通的三班制工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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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石门 1978年12月28日，作为一名1962年从石门下放到炉头公社永丰大队（今翔厚村）塔鱼浜生产队去挑重担的“知青”，我母亲高高兴兴地告别了她的民办教师生涯，从翔厚小学调到石门玻纤厂做了一名普通的三班制工人。两年后，我背着一个破旧的书包，转入石门公社中学读书。学校门前的小河，正是流经木场桥，流经丰同裕染坊店，流经缘缘堂的那一条。
丰子恺故居缘缘堂 那时的缘缘堂，还只能躺在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集》里，还只能是挂在镇上老年人的嘴巴上的一个陌生的名字。缘缘堂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为日军炮火所毁后，一直没有修复，年轻的一代很少知道镇上有这样一个所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一个我。倒是在靠近河边的地方，一间高大的平房里，隆隆的机器声通宵不绝于耳，那里是我母亲谋生的工厂，也是我临时安身的住地。厂西边是一个很大的废园，杂物堆积如山，中央一棵不大不小的树，是镇上的老年人早锻炼的好去处。每天天还没有亮，嘭嘭嘭，几个眼熟却叫不上名字的小伙子，手掌击中树干的沉闷声音传入我耳朵，让我跟着这声音早早醒来。 1984年，就在我小时候经常逗留的废地上，突然开始造起了房子。很快，一座高大、轩敞、正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造好了。新房子的门楣上，叶圣陶先生题写了“丰子恺故居”的匾额。第二年的9月15日，也即丰先生逝世十周年那天，新修复的缘缘堂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 此后的几年，我家搬迁到缘缘堂西隔壁一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房子里，在那里，我生活了两年。得地理之便，我曾无数次走入缘缘堂。我对丰先生留下的遗物———酒盅、烫酒壶、老花眼镜、手稿、信札、竹椅子、书桌、墙上的黑白照片、他的弟子胡治均临摹的画作和书法……悉数了然于心。在南面的小天井里，故居虽然没有再现“红了樱桃”的美景，但“绿了芭蕉”的情景，原原本本地延续了下来。 缘缘堂自然是吾乡石门湾的佳处美构，也因此，我常常带着各地的朋友前往，怀着平和的心境，像拜访老朋友一样，平和地进去坐坐，放纵一下快忘却了的石门白———“做gang（啥）？”“一塔刮之盘各点（总共只有这么一点点）”“原真告（恍然大悟的意思）。”———事隔多年，我说得或许有点跑调了，但一阵从小拌熟的乡音，还是引来了惊奇的眼神———心灵之间的距离就这样拉近了。毕竟，我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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