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话】 成长的道路 没有捷径可走 记者：您刚工作没多久，就赶上文革。 费维扬：文革对我影响挺大。文革开始时，我正在石油五厂做设备改造。后来（清华大学）全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也被叫回来，我们的老师像汪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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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成长的道路 没有捷径可走 记者：您刚工作没多久，就赶上“文革”。 费维扬：“文革”对我影响挺大。“文革”开始时，我正在石油五厂做设备改造。后来（清华大学）全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也被叫回来，我们的老师像汪家鼎先生都进牛棚了，我很不理解。1969年，我们去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接受再教育。这里是血吸虫疫区，去了三个月我就得了血吸虫病，住院治疗了两个月。 不久，清华大学要上个大项目，1969年底学校把我叫回来了。 “文革”中，我虽然感到迷茫，但我在观察，在思考，没说瞎话。一些老先生，他们挨批斗，活受罪。我们年轻人还好没有挨批。但我们浪费时间也很多。好在1969年之后，我就回到学校参加科研工作了，业务上影响不是太大。 记者：科研要顶天立地树人，您心中“树人”的标准是什么？ 费维扬：从大处来说，树人，现在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那些要求。 我们年轻时的提法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实际上这也包括爱国奉献等这些很重要的品质。 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人来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也很重要。要爱国，要踏踏实实地学习，要锻炼身体，争取用知识回报祖国。 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但有些急于求成。 成长的道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锻炼身体也很重要，需要全面发展。清华一直对锻炼比较重视。我现在比较忙，没时间系统地锻炼身体。不过，我每天骑车上下班，有时走走路，算锻炼了。 记者：您对学生的教育，最看重的是什么？ 费维扬：就是教书育人。本科生、研究生，我给他们讲过几门课。我带得比较多的是博士生，至今，一共带了30多个博士生。一个是他们要选好题，我们的选题还是按照学校一贯的科学理念，顶天立地，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题目都比较好，学生也比较感兴趣。在培养过程中，要求学生严谨踏实、注重创新，注意科学作风，努力把研究工作做好。我们的学生现在都工作得不错。 记者：您父亲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您家是书香门第，有家风家训吗？您对子女教育最注重什么？ 费维扬：我家也说不上书香门第。父亲一辈子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写过书，教学非常认真，研究工作非常严谨。这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从小就受到熏陶。 教育子女，要善于引导。我在清华，子女在清华附小和附中念书，比较方便，教育比较好。老大读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老二是北京医科大学，他们受到比较良好的基础教育，以后就靠他们自己了。 记者：很多科学家也都有很广泛的兴趣，您喜欢弹琵琶和拉二胡，这对科研有什么帮助？ 费维扬：我觉得这挺重要的。我小时学过二胡，进清华后，我参加了民乐队。当时弹琵琶的同学快毕业了，因为我弹过秦琴，老师就说你学琵琶吧，我就学了段时间。民乐旋律非常优美，和李白、杜甫的诗歌一样，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对培养爱国主义情操非常有好处。 不过，现在我也没时间弹了，但我还是很喜欢，累了就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琵琶我最喜欢《春江花月夜》、《阳春白雪》等，二胡我最喜欢《良宵》、《光明行》等。（您知道平湖派琵琶吗？）平湖派琵琶我知道的。 记者：您和平湖、嘉兴有合作项目吗？ 费维扬：有一点。嘉兴开科学交流会，把我们找回去了，在嘉兴作了些交流。2013年，我们学校和乍浦港区浙江信汇合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建立了院士工作站，针对橡胶生产的节能减排等问题展开合作。我们这里有几个年轻教授，做些技术改造项目。 记者：这几年您经常回家乡，对家乡有什么印象？ 费维扬：变化很大。我出生时正值抗战，被送回老家。祖父住在方桥附近，外婆住在万安桥头。那时平湖是小桥流水、环境秀美的鱼米之乡。中学时，祖父母都还在，我还经常回去。 现在故乡现代化建设发展迅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原来江南小镇的风貌保留得不多，只有南河头那里还有一些，有些可惜。现在回家乡较少，差不多每年一次。我去得比较多的是港区。选了科技含量比较高、结合我们专业的企业，建了个院士工作站，和他们合作，开展科技创新，推动进一步发展。 港区发展得很快，不过引进项目时，也要更注意向质量效益的集约型发展转型。 现在强调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平湖的生态文明建设，使“金平湖”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记者：您能对家乡青年学子说几句话吗？ 费维扬：教育非常重要，要注重教育。现在年轻人条件好，但可能会有些娇生惯养。我希望年轻人刻苦学习。中小学的基础非常重要。家长也要严格要求，让年轻人努力学习，为以后成才打好基础。我想家乡人很聪明，条件很好，以后肯定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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