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彭任职南北两京期间，公务之余，上至朝中要员，下至江南地区的鉴藏名家，都倚仗他的鉴定具眼。这期间，他与项元汴鸿雁传书，继续为他推荐藏品，特别是两京所见之珍奇。他曾在信札中向友人透露都门见闻：余游京师，从诸子侯中贵家见法书名画，盈箱满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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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任职南北两京期间，公务之余，上至朝中要员，下至江南地区的鉴藏名家，都倚仗他的鉴定具眼。这期间，他与项元汴鸿雁传书，继续为他推荐藏品，特别是两京所见之珍奇。他曾在信札中向友人透露都门见闻：“余游京师，从诸子侯中贵家见法书名画，盈箱满笥，意津津艳之……每于尾巷闲肆，见有蠹余卷帙，必为检视……”他造访的王侯贵胄之家，多藏法书名画，而京城偏僻小巷子里那些门可罗雀的店肆，也是他常常光顾的场所，每遇遭虫蛀的书籍画卷，他定会仔细查看一番。他一生颇为得意的西晋索靖章草《出师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的。 父亲殁后，文彭、文嘉两兄弟对待家中旧藏的态度略显微妙。他们将父亲生前的大量珍贵书画收藏变卖给嘉兴项元汴、上海顾从义等江南大藏家，并从中获得经济收益。无怪乎文彭的好友、亲家彭年（1505-1566）感叹：“吴中自衡山翁绝后，绝无喜蓄书画者。”文彭所处的时代，社会观念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彼时，兼具商贾、儒者与风雅气质的徽商群体在江南地区极其活跃。受这般世风流转的浸染，他的态度也悄然转变，似乎更加认同“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这一新兴理念。文彭有云：“希奇之物，人多罕见，今遇目而又得重价，夫何吝哉？”（《范氏集古印谱自序》）书画古物在学习、赏玩之后，若能高价出手，赚上一笔，又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呢？苏轼曾在《宝绘堂记》中，以“过眼云烟”形容书画。文氏兄弟深谙此理。 文彭一脉人丁兴旺，肇祉、元发两子共育有孙儿五人，孙女四人，子孙后代的教育培养、婚嫁事宜都是他需要考虑的。或许这也是他倾向于将书画变现的原因之一吧。 此后，因年事已高无法应付繁忙公务，文彭数度乞老还乡，等待良久，终获批准。他本打算一家人即刻乘舟南归，从此退隐朝堂，以诗书画印为伴，不承想，冬日寒冷异常，河面冰封，无法行舟，只好暂留北京等待通航。 万历元年（1573）正月初一，晨曦初照。已居北京多年的文彭携家人祭天祝圣。仪式过后，在儿孙的簇拥之下，他缓缓步入正屋，端坐于中堂之上。家中晚辈按长幼，依次上前，毕恭毕敬地行叩拜大礼。此时，距离1558年他初次登船南下嘉兴奔赴仕途，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见此情此景，他对身边的家人说道：“吾宦历两京，年近八旬，如今众子孙也已成家立业，吾又能保全名声告老还乡，何其有幸！”这段话被南京上元人许谷，记录在《明两京国子博士致仕赠文林郎文公墓志》中。回顾文彭的一生，甚是圆满。不知此时此刻，他可曾忆起当年初任嘉兴之际，老父的那句嘱托“微名聊足酬初志”？ 十几天后的正月二十日，他晨起更衣，问长子肇祉：“太阳可曾照窗上？”而后他又说：“昨夜，吾倒是睡得沉，梦见身在仙境，大概要回去了吧？”他起身披衣端坐，不再作声。不一会儿，肇祉上前轻唤，这才察觉，父亲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了。这一年文彭七十又七。（注：文中涉及的年龄均指虚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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