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桐城派是清代乃至民国前期中国最大的散文流派,早在乾隆年间,文坛就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慨叹,晚清名臣曾国藩更发出举天下(文章)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姚鼐)者也的赞叹。 正如桐城后学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所言,夫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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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是清代乃至民国前期中国最大的散文流派,早在乾隆年间,文坛就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慨叹,晚清名臣曾国藩更发出“举天下(文章)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姚鼐)者也”的赞叹。 正如桐城后学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所言,“夫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也”。桐城派虽以地名派,但影响力远不限于桐城一地,而是在长达两百余年的传承流变中,构画出一幅包括阳湖派(江苏常州)、新城派(江西黎川)、岭西五大家(广西桂林)、湘乡派(湖南湘乡)、侯官派(福建福州)、莲池派(河北保定)等作家集群重镇在内的“桐城文学地图”。 嘉兴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这片吴根越角的膏腴之地更是风华绝代的人文沃土。嘉兴与桐城同在长江下游,水脉相连,文脉相通,如朱彝尊曾在《静志居诗话》中称赞方苞所在的桐城方氏家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在桐城派兴起后,嘉兴也出现了一些与桐城派人物有师承或私淑关系的文人,鲜少为人关注,笔者近读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且略记述之如下。 宗尚桐城六私淑 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有三位嘉兴文人被刘声木列为归有光的私淑弟子,分别是秀水县籍的高均儒、吴绍曾和嘉兴县籍的王元启。 高均儒原籍福建闽县,后寄籍浙江秀水,《桐城文学渊源考》称其“工古文,得归、方正轨”,此处的“归、方”就是指桐城派推崇的明代唐宋派古文家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开派祖师方苞。在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上,高均儒推崇桐城派,曾“手写姚姬传《尺牍》刻之”,《清史稿》称高均儒“尤服膺宋儒”“笃守程朱之学”,可见在“宗宋”学术取向上,高均儒也是桐城派的同路人。在人际交往上,高均儒与《方苞年谱》作者桐城人苏惇元交往密切,他还与姚鼐的再传弟子杭州人邵懿辰(从姚鼐弟子梅曾亮受古文法)相友善,可见确实与桐城派渊源甚深。 吴绍曾亦是秀水籍诸生,史籍中关于其记录不多,《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关于他的记述是“私淑明归有光,其为文法密而体正,气盛而辞质,律以古人之绳墨不失尺寸,确与有光为近撰”,这里对吴绍曾文章的评价,与方苞的“义法”说颇为接近,故其被桐城派引为同道。 最后一位被列为归有光私淑弟子的嘉兴人王元启,系乾隆辛未进士,官至将乐县知县,其古文创作风格与归有光接近,《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其为文一本韩子(韩愈)……其义法之正,文辞甚美,雅近明归有光”。其本人在文章中也反复表达对归有光的认同,如“余少好读归震川书”“近世则归震川书好诵之”。其实在古文之外,王元启的学术特色也颇为鲜明,即“学问博奥,尤深于《易》,而善言礼,专业历算”,在天文历算和数学方面,王元启有一定成就,著有《勾股衍》等,被称为“独绝”之作。 在方苞弟子及私淑文人中,《桐城文学渊源考》列出一位桐乡人蔡寿祺,说他“自言为古文由方苞姚鼐而上溯欧曾,十年于兹不能得其要领”。虽说在刘声木的桐城派谱系中,作为方苞私淑的蔡寿祺似乎比前三者更接近桐城派核心人物,但实际上与他们一样,属于桐城派的外围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程朱理学,在古文创作上宗尚唐宋八大家、明朝唐宋派尤其是归有光,部分人与桐城派作家有一定交往。 历来论桐城派在嘉兴乃至在浙江的代表人物,最知名的莫过于钱仪吉、钱泰吉兄弟,钱氏兄弟出身嘉兴望族,远祖为吴越武肃王钱镠,曾祖父为乾隆年间士林领袖钱陈群。《桐城文学渊源考》称钱仪吉“其风指与姚鼐相近,文亦颇法姚鼐”,而钱泰吉是“师事从兄仪吉受古文法”“其论文亦颇法姚鼐”,但近年来学界已倾向认为二钱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建构”出来的,如周游在《制造与遗忘——从嘉兴二钱与桐城派的关系说起》中指出,二钱在古文研习方式与具体的古文创作趣味都与桐城派大相径庭,而与吴派汉学家的古文旨趣更为接近,因此在桐城派的光谱中,二钱的地位基本上跟前述四位一样,属于较为外围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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