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孟頫《水村图》（局部） 汾湖作为一个天然的湖泊，历史上总是与文化名人纠缠在一起，形成一部绵绵不绝的文化史。特别自宋代以来，许多艺术家流连在汾湖之畔，或诗或画，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眼睛中的汾湖，刻画出
 赵孟頫《水村图》（局部） 汾湖作为一个天然的湖泊，历史上总是与文化名人纠缠在一起，形成一部绵绵不绝的文化史。特别自宋代以来，许多艺术家流连在汾湖之畔，或诗或画，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眼睛中的“汾湖”，刻画出一个个个性化的独特“汾湖”。 单就绘画而言，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画成的《分湖水村图》，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这幅画是赵孟頫受他的好友钱仲鼎邀请而画成的，有趣的是，钱仲鼎在汾湖南岸仿照赵孟頫画的《水村图》构图建造了汾湖水村，并隐居在此。这幅画还催生了一个“水村图系列”，到清代，魏坤画了《水村第二图》，徐虹亭、李南溟各自画了《水村第三图》，郭频伽画了《水村第四图》，到民国时，汾湖草堂主人、南社成员周芷畦又画了《水村第五图》。这种一幅画催生一个系列的衍生现象，在绘画史上绝无仅有，实为美谈。 汾湖更是嘉善本地艺术家描摹的对象。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吴镇，风格卓异，他所作的《渔父图》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作。这幅画将吴镇的隐逸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在画的题词中，吴镇写道：“洞庭湖上晚风生，风搅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诗中的鲈鱼正是汾湖产的河鲜美食。同样，画家盛懋也画有大量有关汾湖的画作。可以想见，这些画家踏足湖边，耳听目搜，心有所感，才画下了一幅幅精美的画作。民国时期的周芷畦先生从小生长在汾湖之畔，他在1915年写下了多达一百五十首的大型组诗《柳溪竹枝词》，多方位地赞美了汾湖之美，以至于有人赞叹道：“其中风俗物产之巨，掌故事实之详，为吟咏所罕及。” 除了大雅的诗画，汾湖还孕育诞生了遍布四乡的优美田歌。这些田歌质朴、爽朗，充满了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美和抒情气质。可以想见，在汾湖的四周，农民们一边劳作，一边欢歌，既唱四时风物，又唱喜怒哀乐，他们的心绪融化在歌声里，飘荡在田野上空，又被风吹向远方，藉此获得精神上的抒发和满足。这些民歌吸引了像冯梦龙这样的艺术家。冯梦龙编的传世《民歌》集中，采自汾湖一带的田歌多达三百多首，可见当时田歌传唱之盛。时至今日，田歌依然是嘉善境内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正是大雅与大俗兼具的文化形态，汾湖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这在近代尤甚。翻检近代史，与汾湖结缘最深的莫过于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出生在汾湖北岸。据史料记载，柳亚子高祖粥粥翁曾搜集汾湖的古迹、风俗、物产、掌故和名人轶事，编成一卷《胜溪竹枝词》。正是这卷《竹枝词》培养了柳亚子对汾湖的深厚感情，不仅在儿时能琅琅背诵其中篇章，及至壮年还经常吟咏不绝。 1906年11月13日，南社秘密成立。之后，柳亚子经常在汾湖流域一带活动，以诗文鼓吹革命。文人搞革命不同于职业革命者，其活动总是带上几许诗意。柳亚子在汾湖的活动就是如此。1917年柳亚子与当时的县令李世由在切问书院废址上建立了“分湖先哲祠”，祀奉陆大猷、陆行直、袁黄等八位先哲。1920年12月，柳亚子和几位南社成员泛舟汾湖，产生了抢救汾湖文献、重辑《分湖全志》的想法：“昔迮兰宫前辈撰《分湖志例言》，言当以梨湖、金溪、胥塘、蚬江为四至。盖病沈需尊氏旧志之狭隘，而思有以广之……异日者，重辑分湖全志，方将根据迮氏之说而逾扩充之。”在此基础上，柳亚子进一步提出了“大分湖”文化的概念：“庶几割吴江、青浦、嘉善、吴县四邑之地，以成‘大分湖’之局。” 但是，想法归想法，历史总是充满遗憾。到1924年，柳亚子在自撰年谱中说：“余素有辑分湖全志、诗征、词征、文征之志，卒卒未就。”由于这项浩大的工程没能真正展开，汾湖的文化并没有展现出宏大的整体面目来，只是像无数晶莹的碎片散落在汾湖的一草一木、一波一漾里，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也许，像维纳斯断臂、《兰亭序》真迹失踪一样，遗憾恰恰成为美的另一种表达。  赵孟頫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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