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仲融先生的革命友谊 李仲融是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是文物收藏与鉴赏家，是个篆刻爱好者。同时，他还是抗日时期新四军的一名高级干部、陈毅元帅当年的部下。 父亲与李仲融初识于长沙，父亲有块招牌，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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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仲融先生的革命友谊 李仲融是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是文物收藏与鉴赏家，是个篆刻爱好者。同时，他还是抗日时期新四军的一名高级干部、陈毅元帅当年的部下。 父亲与李仲融初识于长沙，父亲有块招牌，说可以用来刻图章，李仲融兴致勃勃，刻了许多图章。 父亲曾回忆道：“后来，仲融辗转打听我的住址，又接上了关系。初夏的一天，早餐刚罢，仲融出现在我的家门口。他是来上海办事的，抽空来找我。那时，天气已经很热，他却还穿着一件皮袍。我问他热不热，是不是要换一件单长袍？他连忙摇手示意：不不，不用，不用，还不算太热，可以，可以。接着说，今天来还是为了刻印。我一口答应，而且同意加快，当天可取。他高兴极了，放下一张信笺，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之外，还写了陈毅将军的姓名。他说，还要代陈毅将军求刻一方号。第二天来取印时，他留了一个‘路条’说，如果上海耽（待）不下去，可以按照路条上写的地方去苏北找他，那里可以给我安身。后来，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不能耽身，也就没有按路条去找他。1949年，陈毅将军解放了上海，很快想到我，便派人来约我前去见面，也是仲融交刻这枚印的来头……解放后，仲融每次来信，没有不谈到刻印，他先后要我刻过许多印，其中一枚是纪念王烬美同志的，他是仲融参加党的介绍人。当时，他（李仲融）已出任山东社科院院长，在讲课忙碌的时候，还不忘要我刻印，可惜没有佳石，就用普通的青田。隔年，仲融又调往南京，离上海更近了，他就找机会来上海看我，要我刻一方‘四部堂’的印。我没有领会‘四部’的含义，经他解释，才知道‘四部’是指《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同时，还要我代求叶潞渊、陈巨来刻此三字，一时间收集了不少佳制。” “仲融来上海看我，凡是进门、出门，都要让我先走一步，站在门口总是：请，请，不要客气！我见他如此谦让，实在难得，一久就习惯了，进出门不再和仲融客气，径自先跨过门槛，省却了推让时间。” 仲融先生的儿子杜高在《三次拜见钱君匋世伯》一文中记载道：“李仲融是我的父亲，和钱君匋是老朋友，深识他的为人和品德。还在国共两党生死斗争的艰险岁月，我的父亲也没有向钱先生隐瞒自己的政治身份，反而得到过钱先生不顾自身危险的掩护。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调往新四军，途经上海，尔后又从苏北根据地秘密到上海活动，都是躲避在钱君匋家里。他俩的友谊深厚诚笃，建国后，虽经历次政治风浪冲击，彼此坦诚守护，一直维系到1980年我的父亲去世……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1949年冬天。那时，我的父亲还留在解放不久的山东济南，我在上海华东团委工作。父亲和我取得联系后，在信中嘱咐我去看望钱先生。我那时还是个未满20岁的小青年，穿了一身当时上海市民觉得很新鲜的灰色干部棉衣。解放初期的上海，洋溢着蓬勃欢快的新时代的气氛。钱先生住在虹口海宁路（应是天潼路）一座弄堂房子里。他见到我时，显得格外高兴，不太爱讲话的他，那天兴致勃勃地向我讲了许多他和我父亲交往的故事。抗战初期，他俩初识后便一直维系着很好的友谊。他畅快地大声笑着，生动地讲述着当年我父亲，还有楼适夷、胡考等好几位新四军的朋友躲在他家里的情景。他那天兴致很高，留我吃小笼汤包，还送给我一大包万叶书店出版的音乐书籍。但留在我记忆中最深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很认真地看了我当时发表在《文汇报》唐弢先生主编的《磁力》副刊上的那些很幼稚但‘很革命’的文章。他甚至对我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啊，要向你们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表现出那个年代善良的老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衷心拥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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