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初，嘉兴第一家西药店开张。到1937年抗战前，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西药业在嘉兴已形成一定规模，城里城外大小西药房有近十家，苏南、浙北等周边乡镇的西药房都来嘉兴进货。当时规模比较大的西药店有中法、中华、德华等店家。 1937年11月，日本鬼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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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嘉兴第一家西药店开张。到1937年抗战前，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西药业在嘉兴已形成一定规模，城里城外大小西药房有近十家，苏南、浙北等周边乡镇的西药房都来嘉兴进货。当时规模比较大的西药店有中法、中华、德华等店家。 1937年11月，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嘉兴，鬼子对嘉兴商业街区焚烧、抢掠，众多商店、民房成为一片废墟。为强化对嘉兴的统治，当时日寇还在北丽桥设置哨卡，对进出嘉兴城内外的老百姓搜身盘查。嘉兴西药业以往的繁荣也被彻底摧毁，几家西药店或是搬或是停，生意低迷，一片萧条。 在日据嘉兴的八年里，嘉兴的爱国人士并没有屈服于日寇的残暴行径。如位于北大街（今建国路）众安桥对面的嘉兴伪警察局的牌子，在一个夜晚被爱国义士扛走丢弃，当时就传遍全城，百姓为之叫好。而在抗战时期，嘉兴两家西药房向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供应急需药品一事，更是一件令人钦佩和难忘的抗战史实。 药品，在战争时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当时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对药品的需求十分迫切，一些伤病员常由于药品的稀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驻扎嘉兴的敌伪也深知药品对抗日的作用，日寇把药品作为战略物资而死死盯住，严禁药品等从嘉兴流入抗日根据地，一旦发现有人将药品偷运出去，就会以通共罪将人抓捕入狱，轻则拷打、服刑，重则被杀害。在如此的白色恐怖下，1944年春的一天，时任嘉兴中华药房经理的姚教杏先生来到大华药房，与大华药房的经理卢兆森先生碰头。 当时的中华药房位于北大街正春和布店旧址南面。大华药房位于北大街众安桥对面。两家药房相距仅隔五六个门面。姚教杏走进大华药房店堂，卢兆森将他领进店堂后面的经理室商量。此时，才十四岁，刚进大华药房当学徒的潘国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嘉兴市药品检验所所长、嘉兴市医药公司副经理、嘉兴市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等职）见有客人来，就倒水端茶来到经理室。姚、卢两位经理对这位年少的小伙计也不回避，径自商量着事情。这让潘国光听到了他们正在商量着的大事。原来，中华和大华两家药房先期秘密筹办了一批运往新四军在安徽屯溪（今安徽黄山市）根据地的药品，根据地已派人过来接运。由于潘先生当时还小，对两位经理所谈听到的不多，但可以推侧，彼时两家药房为根据地筹办的有盘尼西林、消治龙等抗菌消炎、止痛类等根据地急需药品，或许还有药棉、纱布、绷带等其他医疗用品和器械。由于这是一件冒着极大风险的事情，因此知道和参与该事的人很少。 谈及此事的潘国光先生，如今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为了能了解更多细节，笔者与姚教杏先生最小的儿子姚百淇取得联系，问他是否听父亲说起过这件事。姚百淇告诉我，父亲生前曾与母亲讲起过这事，但由于姚教杏先生是一个低调的人，对这样一件冒着生命危险的壮烈举动，他也没细讲，后来就淡淡地说了句：“都是老早的事情了，没啥多讲头了。”笔者还走访了卢兆森先生的长子，今年已七十岁的卢彬熊先生。他也听卢兆森先生讲起过这事，但具体细节也并不清楚。据潘国光先生回忆，当时中华和大华两家药房的不少员工，思想都比较进步。卢兆森是潘国光进大华药房时的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卢兆森于1951年当选为嘉兴新药业同业公会会长，1956年公私合营后，先后进入嘉兴药厂和医药公司工作。1994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姚教杏（1913-1987），湖州南浔人。青年时在上海中华药房投师学技。1942年，他受老板毛恢先指派，到嘉兴中华药房任经理，并接触当时的社会进步人士。正是有这样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姚教杏能与卢兆森合作，秘密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运送急需药品的爱国之举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新中国成立后，姚教杏先后任嘉兴建华药店经理、嘉兴市医药公司副经理、嘉兴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等职。抗美援朝时，他带头捐献“飞机大炮”，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1955年当选为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1956年当选嘉兴市副市长。1956年，姚教杏受民建浙江省委指派，组建民建嘉兴市筹委会并任筹委会主任。1987年因病辞世，享年七十五岁。 姚教杏和卢兆森两位先生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冒着被捕、坐牢甚至杀头风险向新四军根据地运送药品，作为后人的我们不禁为他们的爱国事迹而肃然起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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