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大雨与徐志摩交谊不浅，可追溯到久远的学生时代。 早在清华就学时，孙大雨与朱湘、饶孟侃、杨世恩等四位清华文学学子同住在西单二龙坑梯子胡同一号院内，因为共同的诗观，一号院内诗朋盈门，如刘梦苇、寞艾等青年诗人。后来，徐志摩、闻一多也成为常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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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雨与徐志摩交谊不浅，可追溯到久远的学生时代。 早在清华就学时，孙大雨与朱湘、饶孟侃、杨世恩等四位清华文学学子同住在西单二龙坑梯子胡同一号院内，因为共同的诗观，一号院内诗朋盈门，如刘梦苇、寞艾等青年诗人。后来，徐志摩、闻一多也成为常客。当时，闻一多刚留学回国，同是租居在梯子胡同一号院内，与孙大雨他们毗邻而居。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写到：“现在的住址是西京畿道34号，家庭管理生活差强人意，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新月社每两周聚餐一次。志摩常看见……”闻在信中所指的“四子”即孙大雨与朱湘、饶孟侃、杨世恩。 徐志摩时任《晨报》副刊主任，与闻一多有旧谊，更是交往频多。诗歌是他们共同的女神。西单二龙坑梯子胡同一号院中这些诗人，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新诗流派“新月派”的骨干分子。孙大雨与徐志摩的交往或许发端于此。 徐志摩主持创办《晨报副刊·诗镌》，作为新月诗派阵地。并邀孙大雨参与编辑工作，且是重要撰稿人之一。孙大雨诗性耿介，往往固执己见，或是编务中的诗观分歧，竟一时难融，居然中途离开了《晨报副刊·诗镌》，可见他很重的书生意气。徐志摩在《“诗镌”放假》一文中带有指责的口吻说：“杨子惠、孙子潜（大雨）两位应处分，因为他们也是半途失散，不曾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他们此时正在西湖边乘凉作乐，却忘了我们还在这大热天的京城里奋斗。” 毕竟是诗人。 1930年夏，孙大雨留学回国后，应邀参与了由徐志摩创办的《诗刊》，并参与编务工作。据黄健等著的《孙大雨评传》载：“《诗刊》第一期的稿件，由陈梦家、邵洵美和徐志摩征集负责，孙大雨和邵洵美一起负责稿件的先编和编务工作。” 孙大雨留学美国期间，主研英国文学，受过很深的西洋文化的渍染，对格律要求特别严格的“十四行诗”（又名“商籁诗”、“商乃诗”）颇有研习，并造诣精深。便将“十四行诗”引入国内，并身体力行，着力创作“十四行诗”。孙大雨的诗风，受到了当时新月派祭酒徐志摩的大力推崇。陈子善先生在《硕果仅存的“新月”诗人孙大雨》一文中写到：“在新月派刊物《诗刊》创刊号上，徐志摩以显著篇幅刊出孙大雨的三首商乃诗《诀绝》、《回答》和《老话》，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孙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后来，孙大雨又连续在《诗刊》上发表《惋惜》、《遥寄》等“严格地按照十四行的格律写作的汉语十四行诗”。 徐志摩非常欣赏孙大雨的十四行诗。曾将自己的诗集《猛虎集》赠送给他，并在扉页上题词，左书：“大雨元帅正之”，后署“小先锋志摩”。徐志摩对孙大雨的新诗创作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或见一斑。“难怪徐志摩后来把诗集《猛虎集》题赠孙大雨时，自己谦称‘小先锋志摩’，而称孙大雨为‘大雨’元帅。”（陈子善语） 黄健等著的《孙大雨评传》中载：“徐志摩高度赞扬了孙大雨创新推出的商乃诗（十四行诗）。他说：‘我个人认为是十年来（这就是说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第一他的概念先就阔大，用整个纽约城的风光形态来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意识，这需要的不仅是情感的深厚与观照的严密，虽则我们不曾见到全部，未能下时审的按语，但看这起势，作者以笔力的雄浑与气魄的莽苍已足使我们浅尝者惊讶。’” 在“新月”同仁当中，徐志摩与大雨的诗观最为接近，也最能显现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和性格。后来，由徐志摩介绍，孙大雨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徐志摩是新月派祭酒，当时执诗坛牛耳，他如此推崇孙大雨，当然并非偶然。”（陈子善语）。与孙大雨一起武大任教的还有沈从文，只不过沈是助教。1930年11月5日，沈从文在给美国留学的王际真的信中说到了此事：“……从上海到这里来，是十分无聊的。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二级，是助教。因这卑微的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也是自然的事。” 或许是诗人耿介性格使然，第二年暑期（1931年），孙大雨没接到武大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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