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父亲——原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嘉兴市政协副秘书长董巽观先生，离开我们已四十五年，但他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点点滴滴仍历历如在眼前。
 1947年，摄于市区起凤桥3号。时父亲51岁，母亲怀抱着我。 我的父亲——原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嘉兴市政协副秘书长董巽观先生，离开我们已四十五年，但他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点点滴滴仍历历如在眼前。 1971年3月的一天下午，邻居急急忙忙来叫我，说父亲摔了一跤，叫我马上回去。我从学校赶回家中，父亲已被抬在床上。我急忙扑上去叫他，他双目紧闭，已口不能言。四哥连忙将他送到医院，一番抢救仍无用，当晚父亲在医院去世。当时除了二哥患病在家，还有四哥和我在嘉兴，其余兄姐都在外地。晚上，母亲只是坐着不停喝茶，似乎放下了一副重担，又似乎不堪重负。我在邻居吕家姆妈帮助下，打点好明日给父亲上路的衣服。翌日，与四哥及朋友邹梓君兄一起，为父亲揩洗换衣。我和四哥一起，送父亲到火葬场，亲眼看着炉中的烈火将父亲的遗体化成一堆白灰。 父亲董巽观，原名祥晋，字吉甫。祖上原在河南洛阳居住，世代是教书匠。太平天国时，董家已几代在桐乡濮院的横屋街居住了。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的表姐，这场婚姻由我祖母做主。他们生有一子二女。这位大哥长我二十八岁，二位姐姐我从未谋面。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即是我母亲，育有四子二女。我是父亲的第九个孩子，最小。我出生时，父亲四十九虚岁。 我的祖父董宗善，在盐业公会工作，每年收入有四万银元。他在嘉兴东门宣公桥附近造了一所宅子——大年堂，于是他这支就搬到嘉兴居住。祖母吴佩华的娘家也在濮院，家中开有十三家商行，她是当家大女儿，精明能干。当时，董家在当地是有名望有地位的绅士，存有皇帝赐予祖上的匾额。吴家是当地富商。祖父母的婚姻，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我因为最小，所以对父亲的了解没有哥哥姐姐多，这里所说的，是以往听父母和哥哥们讲的，有的是我“百度”以后才知道的。 祖父母育有五子一女，父亲是老大。他二十多岁时，正是国民革命时期。父亲也是一位热血青年，对当时的局势深感有改变的必要，向往着参加社会变革的行动。那时他在上海德大纱厂当工头，因为看不惯另一工头欺负工人，打抱不平，打了一架闯了祸，遂南下广州。经国民党元老邵力子介绍，父亲加入了国民党。父亲曾在黄埔军校的总务处当科员。彼时，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如今，在黄埔军校最初校址的一堵墙上，镌刻着黄埔军校第一至七期的全体教职员和学员名单，父亲的姓名赫然在目。北伐胜利后建都南京，父亲就在南京政府的中央党部工作。 抗战爆发，迁都重庆。父亲拖家带口离开家乡，也到了重庆。抗战期间，在第三战区，费鸿年伯伯担任类似后勤部的一个部门的总经理，父亲任副总经理。抗战胜利，父亲又带着家人重返嘉兴，居住在起凤桥。我少年时期常听父母兄长们讲逃难经历。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不留在嘉兴？因为在我看来，嘉兴有自己的家——大年堂，何苦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吃那么多苦头？父亲说，当时如不离开，一定会被日本人盯住，要他出面“维持”，这是出卖祖宗、认贼为父的汉奸作为，怎么能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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