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月九日，陈伟桐在《联谊报》上发表《中共一大是怎样转移到南湖召开的》一文，论证明确提出中共一大到南湖继续召开的人，除了王会悟，还有中共发起人之一的邵力子。他的主要依据是邵力子的学生朱仲华在一九八五年的回忆。朱仲华追述的是一九三三年三月，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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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九日，陈伟桐在《联谊报》上发表《中共一大是怎样转移到南湖召开的》一文，论证明确提出中共“一大”到南湖继续召开的人，“除了王会悟，还有中共发起人之一的邵力子。”他的主要依据是邵力子的学生朱仲华在一九八五年的回忆。朱仲华追述的是一九三三年三月，邵力子与他一起站在嘉兴火车站，邵力子指着不远处的南湖，亲口对他说的话。 邵力子祖籍绍兴，由于父亲在盛泽做官，母亲是盛泽人，因而他自小长期居住盛泽，经常从嘉兴乘火车往返沪嘉，对嘉兴很熟悉。他一九二〇年十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了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的筹备工作。就他的身份及与嘉兴的关系，作用不会亚于王会悟。那么，决定中共“一大”转移到南湖召开之后，是否如王会悟反复说的那样，由她一手操办会务呢？ 孔海珠著的《霜重色愈浓·孔另境》一书，对此有更具体、更细致的披露。孔海珠是孔另境的长女，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她是茅盾的内侄女，王会悟是她的远房姑祖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她就关注、追踪、记录此事。她在连续为此事采访时任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徐恭时之后，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日记里写道： 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会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沚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具体借船人是父亲，这时他在嘉兴读书。茅盾也是有关人员。恢复这艘船的时候，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这船，对这船的格局提出意见。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一、“一大”转移到南湖继续开是集体研究、郑重决定的； 二、参与研究转移到南湖的几位大多是嘉兴人，又是与“一大”有关的人，茅盾与邵力子作为上海首批党员及“一大”筹备人员，肯定在内； 三、具体借船事宜是孔另境办的。 在《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韦韬也曾这样写道：“……在嘉兴租借南湖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 孔另境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弟弟，生于一九〇四年，卒于一九七二年。他原名孔令俊，字若君，笔名东方曦等。作家、出版家，从事过文学、戏剧教育。一生经历坎坷，曾四次身陷囹圄，鲁迅营救过他。乌镇现有他的纪念馆。 一九六〇年前后，孔另境曾对孔海珠说起，为了修复“一大”开会时租用过的船，嘉兴有关方面请他开会回忆。后来还将修复后的纪念船照片寄给他。这与今年一月十六日《南湖晚报·曝书亭》刊出的董楷熙的长篇回忆中，记述一九五九年嘉兴县委为修复纪念船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情况相合。可见，当时嘉兴县委注意了孔另境在该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之后，一九六四年四月，孔海珠陪同父亲孔另境从上海回家乡。他们乘火车到嘉兴，然后准备转内河轮船去乌镇。那天，孔另境特意预留了时间，带孔海珠游南湖。父女俩在烟雨楼前拍照，然后瞻仰纪念船。当时，纪念船停泊在湖东南方的水中。他们站在湖心岛上，孔另境望着纪念船，指着湖边一带说： 此地我熟悉，当年我就是到这儿来租船的。那时，我在嘉兴二中（应为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即茅盾一九一一年秋就读的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堂，现在的嘉兴一中。——引者注）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来南湖游玩，帮助会悟租船，由我出面去办很方便。 确实，如果由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去操办，会有许多不便。毕竟当时尚在一九二一年的中国。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比以前更丰满、也更可信地还原“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行动脉络：在上海兴业路开了几天，遇到密探闯入的危险之后，代表们马上疏散，等候通知。李达、王会悟夫妇与邵力子、茅盾、孔德沚等商议再三，否定了去杭州等地的提议。因为他们大多熟悉嘉兴，所以邵力子、王会悟提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后，得到赞同。可能是茅盾夫妇关照王会悟到嘉兴取得孔另境的帮助。决定之后，王会悟先头到嘉兴，找了孔另境。孔另境与她一起联系落实了租借游船等事宜。待代表们到达后，上船继续开会。会后迅速分赴各自的路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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