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份《嘉兴县塘汇区东栅镇工商业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分户清册》的封面和内页图片，虽破旧不堪，却见证了那场运动的普遍性和深入性。清册中分类列表的串串数字，承载了东栅镇146个工商单位和个人捐款人民币33011400元（旧币）的拳拳之心。
 捐款清册的内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应朝鲜政府的请求，1950年10月，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拉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勇而悲壮的序幕。 那时百废待兴。面对抗美援朝这重大的战争负担，全国人民响应政府号召，开展了“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的群众运动。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积极捐款，认购飞机大炮等武器，支援抗美援朝。 这份《嘉兴县塘汇区东栅镇工商业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分户清册》的封面和内页图片，虽破旧不堪，却见证了那场运动的普遍性和深入性。清册中分类列表的串串数字，承载了东栅镇146个工商单位和个人捐款人民币33011400元（旧币）的拳拳之心。 旧币，指第一套人民币。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新旧币兑换率为1：10000（元）。东栅工商业的飞机大炮捐款额，相当于新币三千三百多元。今天看来，这笔款子，似乎微不足道。然而，1951年的物价，收入，都是低水平。特别是小镇人家，大多拮据。我儿时，家里特穷。平日里很难向父母要到零花钱。偶尔缠着母亲，讨一百元钱。母亲只是给我五十元（相当于新币半分），用它我可以买一颗不带花纸包装的糖果。 记得那年的一个夜晚，居民委在“吕美仁”酱鸭店召开抗美援朝认捐会。父亲带着我这只“拖梢船”，一道走进了这家昏暗嘈杂的店堂。“我捐八千”；“我一万五”；“我么——五千”……不紧不慢的认捐声中，我父亲从堂吃酒的长板凳上站起来，手里捏着一叠纸币，几分羞涩，几分自豪地说：“我，我捐一万块。”“一万块！”我拉了拉父亲的衣角。心想，这能买多少颗糖啊！当时，父亲只是在“嘉昌”忠记酒酱店廊檐下，摆个小摊头，养家糊口。收入微薄的我家，一万元的捐款，绝不是小数目。它可买十多斤米，给全家人好吃几天的饭，喝几天的粥。遗憾的是，父亲这一万元钱，没有入编这份捐款清册中。直到东栅“摊贩会”成立，父亲这类小商小贩，才算有了“工商联”所属的主管“单位”。 这份捐款清册，编制于1951年11月19日，系土纸摺页，蜡纸刻印，钢笔填写，线装而成。因它受潮腐蚀，虫蠹缺角，我生怕土崩瓦解，不敢过多翻动。思其乃我乡里前辈爱国行为之实录，就请行家分页衬底，装裱一番。而后，在电脑上照葫芦画瓢，设妥表格，将每个工商户的“业别”，“行号”，“自订捐献数”，“实缴数”等内容，逐一输入表格。并把每个老字号印鉴的形状，颜色，字体，注明在“行号盖章”栏内。 故纸陈香，往事历历。每复核清册的一个户名，一笔数目，就仿佛感受了东栅老前辈举起拳头，喊响一声“抗美援朝”口号的激情。从这一笔笔大小不等“巨额”的褪色墨迹中，在这一枚枚老字号印章的形状色彩上，虽然没有艺人梅兰芳、常香玉等个人捐一架飞机那么令人刮目，然而，我明白，这些工商户的捐款，份份全是勒紧腰带，省吃俭用的功德。清册中捐款最多的是“公记”鲜肉店“1800000元”。最少的是“三一”脚踏车行“18000元”。大多捐款户都在三五十万、六七十万的额度内。我也留意了几个商户的“备注”中写明“多200元”，“多1000元”。而个别店家，如棉布业的“嘉昶”，比“自订”数“少124000元”。也有竹器业的“项福记”店“少30000”，并注有“已闭业”的字样。值得一提的是棉布业“久新”业主曹其昌，除了他的商号认捐“432000元”外，清册上还有他个人“捐献金戒指壹只，计重九分八厘，向中国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93100元”的记录。由此可见，建国初期小镇上的工商业主，在自谋生存中，经历着优胜劣汰的阵痛。但他们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国家大事面前，没有退避，只有尽力。 土灰色的清册封面上，褐红色的那枚“嘉兴县东栅镇工商业联合筹备委员会”竖式公章和五方“审查委员”的个人印章，格外醒目；还有表格末页上“捐献专员”的王世麟、沈仰高、陈宗佑、张剑雄、盛惠人、龚振坤、殷仁寿、蔡金观等八个人的签名和盖章，仍然清晰——默默记录了当年他们操办这项工作的严谨与骄傲。 抗美援朝已过去近70年了。捐献飞机大炮的往事，也只是老一代人的偶然记忆。嘉兴，有几份这样记录小镇民众为抗美援朝出力的捐款清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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