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统农业时期，崇德、桐乡两县因年复一年挑土栽桑培桑，对土地施行了人为切割，因而形成了杭嘉湖平原中部特有的大平小不平的桑基圩田人工地貌。其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促进了崇、桐两县粮、畜、桑生产长期保持较高不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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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时期，崇德、桐乡两县因年复一年挑土栽桑培桑，对土地施行了人为切割，因而形成了杭嘉湖平原中部特有的大平小不平的桑基圩田人工地貌。其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促进了崇、桐两县粮、畜、桑生产长期保持较高不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桑基圩田发挥了丰富多彩的积极作用。 北宋建制后，特别是宋室迁都临安（今杭州）后，南方蚕桑生产超过北方，来自北方的先民“数倍于土著”。这样，市场上的丝织品销路激增，大大刺激了浙江蚕桑和丝织品生产，同时，统治者和巨商皇室运用他们的资本和势力，开始扩大经营蚕丝事业，濮院即是宋高宗的驸马——山东曲阜人濮凤定居于该地而得名，濮氏后裔在濮院经营蚕织业，所产“濮绸”成为当时浙江名产之一。另一方面，南迁的劳动人民参加了蚕桑和丝绸生产以后，不但劳动力上得到补充，扩大挑土栽桑范围，水田连年挑“稻秆泥”上地培桑，并逐年向四周扩展，使境内形成了许许多多低洼封闭的圩田和高垄的桑埂地，圩田被桑埂地包围，桑埂地多呈条带状，插花镶嵌于圩田之间。此外，还有零星分布的大小不一的高爽、平坦开阔的荡田，如同福乡的天花荡，新生乡的白旗漾（即红旗漾）。而且在技术上也得到广泛的交流。因此，崇、桐两县成为浙江的主要蚕丝产地。 明初，确立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蓄意发展蚕桑，下令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须栽桑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田多者按此比例增加，更促进了嘉湖一带种桑、养蚕的普及。由于连年挑土栽桑，崇德县的桑地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永乐二十年（1422）的（占地）15.7%，升为宣德七年（1432）至正德七年（1512）的26.7%。“语溪无间，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封候，培壅茂美，不必以亩计，贫者数弓之宅地，小隙必栽”（万历《崇德县志》），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清初，因战事影响，全国蚕业趋向衰落，但境内蚕业基础较坚厚，桑拓成荫，回落甚微。一般的桑园“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数十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米甚贵，丝甚贱，尚足与田相准”（《补农书》）。当时，高产的桑园，每亩养蚕可产丝十多斤（每筐蚕收丝一斤），等于稻田十多亩的收入，即使花白桑地，种桑兼种豆，收益也大，兼以秋冬桑叶饲养湖羊，羊粪肥田培桑，促进粮桑增产，桑柴作燃料，丝自由换取粮食或日用品，蚕业自然而然成了农村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进一步调动了挑土扩地，栽桑培桑的积极性。据光绪《石门县志》记载，明万历九年（1581）至清康熙六年（1667）的86年中，崇德县因逐年挑土栽桑培桑，旱地从原来的62308亩，增加到207338亩，水田从437909亩减少到293069亩，微地貌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民国时期，继续沿习挑土栽桑培桑习惯，从而形成了粮—桑—羊（或鱼）综合经营的良性生态循环，并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70年代初。 1970年代中后期起，为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各级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通过多年的人工和机械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微地貌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至2007年，全境“大平小不平”的微地貌结构基本不复存在，已逐步建设成为能灌、能排，渠、林、路配套、地势平坦连片的标准化良田、桑园和果园，建设粮油、杭白菊、蔬菜、蚕桑、水果、水产、畜牧、苗木八大农业重点产业，休闲观光农业初露端倪，并向着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目标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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