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局的变幻、货币政策的变革、年景好坏和农作物收获丰歉是直接影响物价稳定和市场繁荣度的重要因素。物价变化与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民国前期，桐乡市场物价比较稳定。据《桐乡县志》记载：大米每石价在6.8～7.2元间。民国十七、十八年（1928、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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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的变幻、货币政策的变革、年景好坏和农作物收获丰歉是直接影响物价稳定和市场繁荣度的重要因素。物价变化与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民国前期，桐乡市场物价比较稳定。据《桐乡县志》记载：“大米每石价在6.8～7.2元间。民国十七、十八年（1928、1929），乡货糙米每石七八元。”米市场糙米加工成白米后，其市场价每石为8.5元。“民国二十年后，进口米输入，糙米市价每石跌至四元零，豆麦等物也随之降跌。” 民国四年（1915），受自然灾害影响，桐乡米价猛涨。当时，1银元兑换铜元120枚，一斗米约值100枚铜元。民国十三、十四年（1924～1925），1银元兑换铜元上升到250枚，物价有涨无跌，白米每斗1元2角，猪肉每斤3角（银角子）。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27～1937），县境内农副产品丰盈，人民生活安定。农村经济虽受茧价跌落的影响呈下滑趋势，但货物流通仍然十分活跃，是民国时期的黄金期。 当时，县境内不少农副产品自给有余，销售境外。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境（口）销售的有关数据显示（以银元“袁大头”计算），大米7.99元/石，黄豆8元/石，蚕豆6.02元/石，麦子6元/石；油菜籽8元/石，桕子8元/石，麻皮20元/担，菊花20元/担，烟叶15元/担，干茧105元/担，土丝500元/件；虾、蟹20元/担，白鱼10元/担，鲫鱼20元/担，鲤鱼14元/担，鲢鱼9元/担，青鱼15元/担；茄子0.2元/担，地蒲2元/担，蒜头3元/担，蔬菜0.5元/担，笋3元/担。而同年，县境内销粮食年平均市场价为：粳米5.59元/石，籼米5.04元/石，糯米5.70元/石，小麦3.33元/石，黄豆4.16元/石，蚕豆3.52元/石。尽管两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出境（口）商品的周转环节多，销售价自然要远高于县内市场年平均销售的价格。而县境内市场物价总体相对稳定。 民国二十三年（1934），桐乡及其周边地区遭遇近百年历史上罕见的旱灾。灾后，粮食歉收，大米每石出售价为10.7元，一下子上涨了2.2元。有的米行以每石高于11元出售，粮食价格大幅度攀升，奸商囤积奇居，大发灾难财。 抗战初期，桐乡在沦陷前后，物价升降幅度极大。沦陷前，老百姓到处逃难，都以带现金较为方便，不愿购买较多的实物放在家里，因此，物价出现了不升反降的现象。当时，白米每石只有1～2元（法币），还无人问津；猪肉只几分钱一斤……致使农民不愿养猪。沦陷后，物价开始上涨，民国三十一年（1942），白米每石涨至200元（法币）；民国三十二年（1943），白米每石涨至700元；民国三十三年（1944），因涨势迅猛，政府限价白米每石3000元，以作控制；民国三十四年（1945），白米每石涨至6435元，糙米每石5000元，黄豆每石4500元，菜油每斤220元。 抗战胜利初期，时局不稳，物价飞涨。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月，桐乡市场上的白米每石54000元，菜油每斤750元；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月，白米每石涨至90万元，上涨了十六点六倍，菜油每斤17000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一月，桐乡县物价评议会评定每石白粳最高价120万元；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初，物价暂时得到稳定。白米每石折合金圆券18元左右，菜油每斤0.44元，黄金饰物每钱22元，但不久涨风迭起，随即在市场上出现面值伍佰元金圆券。白米每石涨至5600万元，菜油每斤高达17万元。翌年（1949）春，物价继续疯涨，一日之内涨十二次之多，到桐乡和平解放前夕（四月底为止），上涨幅度为六十万倍，一摞摞金圆券成了废纸。 抗战前（1937）能买两头牛，抗战中（1942）可买一只猪。 抗战后（1946）只买两个蛋，解放前夕（1948）难买一钱米。 以上顺口溜是以一百元法币为例在民间流传，形象地揭示了同一面值货币，在不同时期所能购物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物价涨幅之猛，货币贬值之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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