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端父先生是桐乡灵安镇（现在已改称凤鸣街道）李王庙人。他是端午日出生的，所以名中，字端父。桐乡土话，父与午谐音。 话说钱端父早年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结识了一些王公贵族子弟和外国教师，还学了日本话。他毕业后回到崇德（现崇福镇），因深感自己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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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父先生是桐乡灵安镇（现在已改称凤鸣街道）李王庙人。他是端午日出生的，所以名中，字端父。桐乡土话，父与午谐音。 话说钱端父早年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结识了一些王公贵族子弟和外国教师，还学了日本话。他毕业后回到崇德（现崇福镇），因深感自己不适合从政，改而从教，先后在崇德晚村小学、德清中学等校教书。抗战期间，他在德清新市一带避难。一日，恰与日本兵相遇。几个日本兵见他是一个身着长衫的白面书生，就准备枪杀他。这时，端父却用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他们交谈起来，日本兵惊诧万分，万万没想到在如此僻远的乡下竟会遇见一个会日语的人，坚信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便以礼相待，要他出来做事。但钱端父坚持民族气节，始终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日本人也拿他没办法，最后只得放了他，让他继续去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端父因为出身不好，又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监察委员，被劳动改造。因他是读书人，管教干部也不难为他，就叫他做教员，教那些胳膊粗、力气大、斗大字不识一个的人识字，大家于是依旧称他为端父先生。端父先生不仅有学问，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章也刻得很好。以前，崇德人是以得到他的书法、印章为荣的。“文革”时，运动接二连三，到处是红标语、白标语，端父先生的一手好书法派上了大用场。他在屋里洋洋洒洒地写，四个管教干部服侍他，一个裁纸，一个磨墨，一个气喘吁吁地跑进跑出拿，一个气喘吁吁地爬上爬下贴，写得快，拿得慢，贴得更慢，他们直讨饶，端父先生却连连说：“正好正好。” “文革”后期，端父先生回到故里养老，他两耳不闻窗外事，真正做到了“闲事百勿管，吃饭三大碗”。改革开放后，他从前的学生陆陆续续来看望他，其中有一个当时蛮有名的文化人士，叫邹蔚文，走动更勤。大约在一九七八年，桐乡南门的汽车新站落成，邹蔚文推荐端父先生来书写站名，于是到李王庙找他。钱端父起初不肯写，说久未舞文弄墨，很生疏了，何况原有的文房四宝都被抄光了。县里去的人立即买来笔墨，但小店里只有小号的毛笔，回桐乡城里购买又费时，端父先生说：“算了，笔好不一定字就好，字好也不一定笔要好。”他找来一把剪刀，从墙上挂着的旧蓑衣上剪下一把蓑毛，绑在一根筷子上，蘸饱墨汁，一口气写下“桐乡站”三个大字。这三字后来竖立在汽车站站顶十多年，懂行的人都说这些字端庄古拙，但知道是出于书法行家钱端父之手的，恐怕没有几个人。 大约二十年前，我去小集镇龙王庙诊所闲坐，医师是我熟识的，方圆十几里颇有声望。他一见我，很高兴地说，前几天端父先生来诊所看病，相谈甚欢，端父先生还写了几行字。他取出纸条，我一看，字迹果然不凡，古朴苍劲，力透纸背，根本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写的。 钱端父还善治印，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其父钱介山所创建的钱林印社，这是一个比西泠印社还早的刻字社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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