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同治三年（1864），桐乡知县戴枚创办桐溪书院；六年，聘严辰任山长。他到任后，将后院东三间改作三贤堂，供奉张履祥、冯景夏、俞长城三位桐乡籍先贤，以仰止前贤，矜式后进。每年春秋两季，率官绅及书院诸生奉祀。 作为先贤之一的俞长城，有的文史资料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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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三年（1864），桐乡知县戴枚创办桐溪书院；六年，聘严辰任山长。他到任后，将后院东三间改作“三贤堂”，供奉张履祥、冯景夏、俞长城三位桐乡籍先贤，以“仰止前贤，矜式后进”。每年春秋两季，率官绅及书院诸生奉祀。 作为先贤之一的俞长城，有的文史资料却说他是个“几次童子试皆未中秀才”的白衣人。山长严辰怎么会选一位“白衣”人，作读书人的楷模？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清光绪《桐乡县志》及有关史料，才知他并非“白衣”之人，而是一位学养深厚，功名有成的饱学之士。 俞长城（1668-1722），字宁世，又字桐川，号硕园，桐乡县保宁乡人。清光绪《桐乡县志·人物》:“俞公长城……之炎少子。康熙甲子举于乡，闱中先已拟元，后乃抑置第二，与公父乡举时相同，共称异事……乙丑联捷成进士，官编修。”1996年版《桐乡县志》亦谓“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 该文还说，他“家庭贫困，父亲系一清寒教授……靠母亲纺织以课读”，也值得商榷。其父俞之炎，并非“清寒教授”，而是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户科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的官员。据光绪《桐乡县志》载:“顺治甲午，举于乡闱中，先拟元，后置第二。戊戌，成进士。用翰林院庶吉士……教子极严，长策、长城皆成进士,入翰林，见《经学传》。桐邑父子三翰林，惟公一家而已。” 翰林院是朝廷主管编修国史、编纂记载皇帝言行起居注，草拟有关典礼文件、制诰等的官署。殿试后，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的，称“点翰林”。 俞长城幼承庭训，父谓“读书以明道，作文以载道”，授以经史性理古文，故学有渊源，文章简劲，自成一家。他品行高尚纯洁，年轻时游学松江，与孙西文、金仞直诸名士朝夕砥砺，有“西郊十三子”之称。康熙二十四年成进士，三甲第五名，授编修。入翰林后，职掌文书、国史。父之炎、兄长策，均为博学鸿才，时人有“才藻不减眉山苏氏（苏洵、苏辙、苏轼）”之说。 康熙三十八年（1699），帝南巡，途经桐乡，其时俞长城告假在家，至行在朝谒。康熙诏谕慰劳，详询其祖父官职及回乡情况，嘱左右记下他的姓名。不久，长城假满回京。翌年春，适会试，命长城任校阅试卷的房官，得士称盛。然而，正当获得皇帝有好印象时，他却以疾乞归。从此，侨寓扬州其妹家，甘愿居贫，以从事著述，直至病卒。 俞氏一门三翰林，长城文名尤在其父兄之上。他所著《俞宁世文集》，时为海内所推崇；编选《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穷原竟委，具知人论世之识，有重要参考价值，学者无不奉为规矩法度。他认为制义是义理与文章、逻辑与历史并重的文体，故倡导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体制，注重制义风格与作者人品、学识、经历紧密联系。他认同清初提倡制义“清真雅正”的风格，对具有雄厚风骨的制义大加赞赏,取法甚广，并说: “古人重科名而轻爵位，重科名所以验其学，轻爵位所以励其守。”自设科取士以来,未有如其精于制义者。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谓：“(俞长城)工古文，论古尤有识，四书文独辟畦町，尝选制义百二十家，始王荆公，迄国初诸老，每家各为小序，允为大观。”严辰在《桐溪书院祭三贤堂祝文》中说到“清故翰林院编修俞宁世先生，文品弥高，宦情能淡，五十年贫余著述，百廿家穷及源流。”他把俞长城作为读书人的楷模之一，可见其评价之高。 由此看来，“俞长城白衣夜谒康熙”之说，许是作者援引失据，导致如此之误。兹不揣冒昧，撰此短文，予以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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