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仪阁题跋》记录了阮元督学浙江时，张廷济与其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嘉庆初，仪征阮师视学两浙，于余暨侃叔（吴东发）两试卷上，特加一印曰金石交。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二人相识，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金石学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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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仪阁题跋》记录了阮元督学浙江时，张廷济与其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嘉庆初，仪征阮师视学两浙，于余暨侃叔（吴东发）两试卷上，特加一印曰‘金石交’。”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二人相识，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金石学术往来。阮元抚浙约十年后，又辗转数省任巡抚、总督，两人的金石交往只能通过书信维持。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十六岁的张廷济赴扬州为八十岁的阮元祝寿。“四月二日，公由嘉兴郡城雇舟赴扬州，子邦梁孟坚、侄辛受之侍行。四月七日，丹徒闸阻风。四月十五日，赋谢阮文达公《眉寿图》并记之惠，即以留别。”二人“不见者四十余年矣”，已“相见不相识”，阮元还调侃张廷济“其眉特长出寸许，世间罕见此象，真眉寿老友矣”。扬州之行后，张廷济便号“眉寿老人”，嘉兴博物馆藏《张廷济致汪俨斋父子信札册页》中一方“眉寿老人”的印后自注“仪征相公所赠之号”。 其后，张廷济将一幅《眉寿图》拓本册页赠予陈介祺。陈介祺作为张廷济晚辈，二人相交往时间为张廷济的晚年时期，其方式主要通过信函。陈介祺先结识徐同柏与张辛，后经过二人引荐与张廷济通函请教。他们虽从未谋面，但张廷济对这位后学非常欣赏，曾赋咏：“遥遥两千年，文字光琼玖。应知吉金吉，特为寿卿寿。”虽然陈介祺未能得到张廷济较长时间的指教，但张卒后，陈介祺与徐同柏交往甚密，经常向徐同柏请教考释之学，所以陈介祺受张氏金石学影响毋庸置疑，可以说陈介祺也间接成为张氏金石学传人之一。 张廷济经常邀请好友来清仪阁鉴赏其收藏的金石器物，如一件周诸女方爵，由张廷济、徐同柏、张质夫考证，六舟、文鼎、孙松泉等人来清仪阁观赏过此器并题了观款。六舟是海宁人，与张廷济家乡新篁相距不远，二人之间常有寄赠拓片、考证文字等金石学交流，六舟也多次到清仪阁观赏张廷济收藏。观周诸女方爵后一年，六舟再次来到清仪阁，这次是观明代赵宧光旧藏石鼓文拓本，并写下了鉴定意见：“此三百余年前旧拓本，较近时新拓本多数十字，洵可宝也。道光辛卯四月十一日过清仪阁，得观金石款识，如入万花谷，种种应接不暇。”除六舟外，张廷济还请宋葆淳、赵魏、瞿中溶看过石鼓文拓本，跋中写道：“旧友安邑宋之山葆淳、仁和赵晋斋魏、嘉定瞿木夫中溶、海昌僧六舟达受迭加评审，信乎其可宝矣！” 为张廷济鉴定过石鼓文的宋葆淳是山西安邑人，系张廷济第二次进京会试（嘉庆六年）时相识。“嗣后，武林、淮海流寓不一，时放船过余斋，为余致尊、彝、敦、爵约十数器。”此次进京，张廷济还结识了大兴翁方纲。这一年冬天，张廷济于北京琉璃厂购买了一册汉裴岑纪功碑的拓本，并赋诗一首。山西博物院藏有张廷济于道光十年所作篆隶行楷四体书屏，其中的隶书内容即为汉裴岑纪功碑，跋中写道：“裴岑碑在巴里坤，致之甚艰，故摹本甚多。余于辛酉之冬购诸京都厂肆，苏米斋翁先生为之题记甚详。今已重摹于清仪阁。”石刻现置于嘉兴南湖畔揽秀园。除翁方纲题记外，还有吴骞和宋葆淳的观款。嘉庆八年（1803）左右，张廷济建清仪阁，翁方纲为其八分书额，并跋云：“此取《渐·上九》王注也。盖与‘九三’同处上体，而上九远在爻位之外，故《象传》云‘不可乱’，正以位外见渐之有序。虽处清远，而非高尚物外之辞。以此注‘峨峨清远’，合干注‘有仪可象’，是叔未名阁之义乎？” 另一位鉴定过石鼓文的赵魏与张廷济常有藏品的交易。张廷济悼赵魏感逝诗中写道：“（赵魏）于维扬搜得秦始皇时残度，尚存十有二字，迂道过篁里，售归于余。”南宋贾似道刻本原石《宣示表》即是从赵魏手中购买。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廷济在原石背面刻下了最后一篇跋文。 清代以后的金石学，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研究开始复兴。在阮元、张廷济等一批文人士大夫的推动下，金石学进入了鼎盛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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