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书良不易，子孙守勿替 吕留良自幼聪慧，由于受到家庭和师友的熏染，一生酷嗜藏书。他藏书甚富，用查慎行的话说：吕氏藏书之富足与藏书大家秀水朱彝尊、海宁马思赞相埒。（《代陈世南柬吕无党》）其藏书之处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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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书良不易，子孙守勿替 吕留良自幼聪慧，由于受到家庭和师友的熏染，一生酷嗜藏书。他藏书甚富，用查慎行的话说：“吕氏藏书之富足与藏书大家秀水朱彝尊、海宁马思赞相埒。”（《代陈世南柬吕无党》）其藏书之处亦多，可考者有南阳讲习堂、南阳耕钓草堂、明农草堂、南阳村庄、天盖楼、风雨庵、宝诰堂等。其中尤以建于康熙初年的南阳讲习堂闻名遐迩，所藏以“宋、元、明抄本为多”（陈祖法《古处斋集》）。其藏书印有“吕氏藏书”“南阳村庄吕晚村藏书”“南阳耕钓草堂”“东莱吕氏明农草堂藏书印”等。 据张履祥记载，吕氏“先代传书既富，而先生之资又足”（《与吕用晦二》），可见其藏书一部分来自前代的累积，更多的则是从四方求购所得。其得书的地域范围，大体不出江南运河流域，沿着运河水道，吕留良或购或抄，在先人积书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所藏。 吕留良最知名的一次购书经历是在康熙五年（1666）委托黄宗羲求购山阴（今绍兴）祁氏购澹生堂藏书。吕留良此次从澹生堂得书三千余册，其中最多的是宋元文集，包括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苏舜钦《沧浪集》等。好书得之不易，最怕得而复失。为此在得书之始，深具忧患意识的吕留良便不忘告诫家人，其《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诗其一写道： 阿翁铭识墨犹新， 大担论斤换直银。 说与痴儿休笑倒， 难寻几世好书人。 “大火”是吕留良长子吕葆中的乳名，吕留良有感于祁氏藏书的命运，特作此诗以为警示，希望他们能从中吸取教训，不使散书的悲剧在自家重演。其中“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两句，以笑写苦，最能看出藏书家对身后事的无奈。为了让后辈铭记于心，吕留良还有一方特别的藏书印，印文为“构书良不易，子孙守勿替”，俨然一位严父的耳提面命，用心可谓良苦。 此次吕留良托黄宗羲购书，两人却闹得很不愉快。据全祖望说，吕留良“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尽管后世对全祖望之说多有质疑，但祁氏所藏的《礼记集说》与《东都事略》两书确为吕留良所得。此次龃龉之后，两人虽未绝交，但黄宗羲不再到吕家坐馆教书，而是回到浙东讲学去了。 吕留良的藏书，也有不少是通过借抄得来的，与他互为抄录的多是京杭大运河两岸的藏书家。陈心蓉所著《嘉兴藏书史》中就说：“明末清初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如钱谦益、陈士业、吴之振、黄宗羲、高承埏、黄虞稷、周在浚、张芳等，都曾与留良互借抄书。”比如康熙十二年（1673）春，吕留良专程行舟到南京访书，其间得以结识黄虞稷、周在浚、徐州来、张芳、王槩诸家。 黄虞稷（1627-1689），字俞邰，号楮园，著名藏书家，家有千顷堂藏书楼，声名远播。吕留良到黄府拜访，主人设宴款待，有诗记之。钱谦益曾作《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自云“从仲子（黄虞稷）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以钱氏藏书之富，尚能从千顷堂见到未见者，足见黄氏藏书之丰赡。这也难怪吕留良到黄府观书后会发出“斗室风流看未足，争教老眼不加狂”的惊叹。 周在浚（1612-1672），字雪客，号梨庄，系名士周亮工之子，也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因仰慕吕留良之名，对吕的到访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吕留良不仅得观周氏遥连堂的珍本秘籍，对其所藏的宋砚、宣德炉等金石古玩也得以寓目把玩。因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周雪客此前一直在搜集其父周亮工佚文，当时正巧编成《栎园焚余集》，便借机请留良作序，留良欣然应允。 作为嗜书如命的藏书家，见过黄、周二氏的藏书后，吕留良岂能无动于衷。好在两家对其均礼遇有加，十分慷慨，“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几二十家”。其中黄虞稷家有一种杨维桢集，比吕家所藏的版本内容多出数倍，留良欣喜若狂，一心想查对抄全。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坦陈：“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意且在此结夏，大约秋初作归计耳。”（《谕大火辟恶帖（二）》）因抄书而逗留南京，回家的行程往后足足推了半年有余。 其间，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由于用以核校的图籍远在老家，吕留良便将部分所借之书邮寄回崇德，由家人代为誊抄。他在家书中嘱咐说，周、黄两家虽慷慨出借，但都希望自己能在南京完成抄录，并且速借速还。吕留良虽违背约定，但于信中反复交代家人“勿迟误，勿污损”，可见心中是颇为惶恐而愧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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