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这也直接促进了文人交游与结社的兴起。在此过程中，京杭大运河如一道桥梁，以其特有的水运优势将吕留良（1629-1683）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了一起。
 吕留良画像 谢彬绘 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这也直接促进了文人交游与结社的兴起。在此过程中，京杭大运河如一道桥梁，以其特有的水运优势将吕留良（1629-1683）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了一起。 征文远近，与吴越名士相周旋 吕留良是遗腹子，曾由三兄吕愿良抚养。愿良为人豪迈，广交游，在吕留良十岁那年，举澄社于崇德县（今属桐乡），东南士子与会者竟达千余人。三年后，同邑名士孙爽又会同陆文霦、吕宣忠等创立征书社，时年十三岁的吕留良即以诗文获得孙氏激赏。孙爽对吕留良寄予了厚望，曾在其诗卷后题词以为勉励，云：“吾辈今日无可为，惟读书力学，事事当登峰造极，定不落古人后。”亲友的引导与嘉许，对留良多有激励。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成年后的吕留良也热心于结社，他与陆文霦互为呼应，一时间群贤毕至，盛况空前。据吕葆中《行略》所述，吕留良以自己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广阔的人脉关系，“倡社邑中”，一时间“名流辐辏，玳筵珠履，会者常数千人”。时人为此将其文会与复社并举，也将他视为创建了复社的名士张溥和周钟，一时传作美谈。 除了崇德县，吕留良还一度参与主持嘉兴府的鸳湖大社，据孙琮《冰斋文集序》：“时鸳湖大社奔走海内，主坛坫者则有吕晚村、万吉先，而莘皋先生亦其一也。”崇德、嘉兴之间有京杭大运河一水相连，吕留良不管南上北下，嘉兴都是必经之地，所以留下了不少有关嘉兴的诗作。如早年所作的《乱后过嘉兴》三首，描述朝代更替之际的生灵涂炭；稍后的《游东塔寺》《登真如塔》《游鹤洲》《坐鹤洲梅花下》《重过鹤洲》等则是登高揽胜之作，其中不乏“不如生作鹤洲岭畔泥，长与梅花葬魂魄”这样的传世名句。 青少年时代的吕留良正是通过各类结社活动结识了钱谦益、黄周星、高斗魁、张履祥、曹序、吴自牧、杜祝进、陆嘉淑及黄宗羲兄弟等。这些多是重志节的好古负奇之士，其中不乏有嗜痂之癖的藏书家，吕留良之秉性志趣，颇受他们的影响。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吕留良与黄宗羲兄弟三人以及钱谦益的交往，黄氏兄弟是余姚人，钱谦益是常熟人，依托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彼此过从甚密，得以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 吕留良与黄宗炎、黄宗会兄弟就是通过吕愿良才结识的。虽是初识，黄氏对吕留良的印象却极佳，宗炎后来有诗夸赞留良：“君时甫十四，双目炯吐锐。气薄层云高，诵读时嘒嘒。”确认过眼神后，彼此便引为知己。后来吕留良又撮合妻妹与宗炎之子黄廉远的婚事，友情之外又多了一层亲情，正所谓亲上加亲。 顺治十六年（1659），黄氏兄弟与吕留良在杭州重逢。第二年六月，黄宗炎便携好友高旦中前往崇德拜访吕留良，在吕家住了一个多月。八月，黄宗炎又将留良介绍给了长兄黄宗羲，两人遂于杭州孤山订交。因为彼此赏识，康熙二年（1663），吕留良诚邀黄宗羲到梅花阁教授子弟，直至康熙五年（1666），前后共三年时间。其间，吕留良与黄宗羲、高旦中、吴之振、吴自牧时相唱和，黄宗羲所作有《水生草堂唱和诗》。当时他们还一起选编《宋诗钞》，“联床分擎，蒐讨勘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他们一起去常熟拜会了诗人、藏书家钱谦益。数月后的九月就是钱氏的八十大寿，吕留良本想作文以贺，却被钱氏婉言谢绝。留良十分仰慕钱氏，趁机请其为自己改字，钱遂字之曰“留侯”，还专门作了《吕留侯字说》。钱谦益于文中对吕留良进行了表扬，将之比作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张良，从而表达了“余之更其字也，窃有望焉”的用意。吕留良此行，还带去了由其整理的吕愿良诗集，有意请钱为之作序。钱氏欣然允诺，写就了《吕季臣诗序》一文，其中云：“语溪之士，游于吾门者十余人，皆怀文抱质，有邹、鲁儒学之风……”可见当时崇德士子与钱谦益之间的往来还是颇为频繁的。 吕留良最后一次去常熟看望钱谦益是康熙三年（1664）四月，同行的还有黄宗羲、黄宗炎、高旦中和吴之振，恰逢钱谦益得病，钱便以后事相托。次月钱谦益卒，黄宗羲有诗《钱宗伯牧斋》悼念之，从其末句“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可见钱氏在东南士子心中的地位。 广交游的好处是可以学从众师，吕留良的前半生从中获益匪浅。但随着遗民意识的强势回归，他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人群，企图做回真实的自己。据严鸿逵《释略》说，“时方征文远近，与吴越名士相周旋，然非其本意也。孤花、归鸟，无日不思杜门息机，将随草迹而自远，不逐江湖以共流”。留良别意已明，于是“摒挡一切，与桐乡张考夫、盐官何商隐、吴江张佩聪诸先生，发明洛闽之学，编辑朱子书，以嘉惠学者”（吕葆中《行略》）。  清康熙四十二年《吕晚村先生家书真迹》书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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