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桐乡土生土长，文革时期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为教师，教过初中、职高、普高，甚至还教过一年小学。我父亲是大队初中的创办人，后来做公社中学校长，我母亲也一度在大队的小学代课。从小耳濡目染，我比多数人更了解桐乡这几十年来的教育史。 当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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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桐乡土生土长，“文革”时期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为教师，教过初中、职高、普高，甚至还教过一年小学。我父亲是大队初中的创办人，后来做公社中学校长，我母亲也一度在大队的小学代课。从小耳濡目染，我比多数人更了解桐乡这几十年来的教育史。 当年我们逾桥大队，除了我父亲创办的那所初中，小学这一块准确地说是有学无校——能上学，却只是借用农民的房子作为教室。初中是在我小学毕业的前两年建成，坐落在大队部，几间简易平房。我读小学低年级时，父亲在一户农民家里教书。整个小学生涯，我在两户农民家度过。三年级前在隔壁村坊郑家浜的一个农民家，四年级后，换至稍远的钟家浜，依然在农民家。记得有一次上午十来点钟，那家来了客人，围坐在八仙桌旁聊天吃东西，一时间香气弥漫。八仙桌紧挨着我们最后一排座位，可怜我们这帮空着肚子的小孩，不得不在一旁狂咽口水。那时大多是所谓的复式班，就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呆在一起，比如老师教三年级时，一年级的学生则在一旁默默做作业。 当年农村的孩子上学，基本上是为了识几个字。有文化的人被说成有“字业”。当时的小学老师大多自己也识不了多少字，读错常用字不是什么稀奇事。拼音就更不认识了，别说不会说普通话，甚至老师并不知道还有普通话这个东西。我读一年级时，曾被一个老师请去教三年级学生拼音。那个女老师是杭州来的知青，大概对拼音一窍不通。在一间民房里，北端支起一块黑板，三十来个学长洗耳恭听小小的我教拼音。我母亲毕业于上海蓬莱路小学，我忘了脾气粗暴的她以哪种方式让我早早掌握了拼音。 年纪稍长后，我发现我曾经的老师，有的在务农，有的在食堂烧饭，有的去做小生意了。后来我结婚时帮我打家具的，是我初中时的化学老师，他改行做了木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屠甸镇小学的学生在上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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