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海珠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的《中华读书周报》上发表《鲁迅营救我父亲孔另境出狱始末及其它》一文，指责茅盾的回忆失实，说他不提感谢鲁迅等人的救助倒也罢了，却作了相反的意想不到的阐述。她写出的事实是：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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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海珠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的《中华读书周报》上发表《鲁迅营救我父亲孔另境出狱始末及其它》一文，指责茅盾的回忆失实，说他“不提感谢鲁迅等人的救助倒也罢了，却作了相反的意想不到的阐述”。她写出的事实是： 父亲十八岁离开家乡后，全靠姐姐和姐夫照顾……姐姐反对二十五岁的弟弟和比他年长又有两个孩子的寡妇同居，这是自然的。那年（1929年），正是茅盾在日本和秦德君公开同居的时候，茅盾夫人拿他没有办法；父亲钻了这个空子，没有听姐姐的劝，和戴瑛私奔到天津去了。据说戴家也不同意。为此，孔德沚一定很伤心。父亲在天津三年自力更生地生活，被捕后因担心女方的生活，委托他的朋友王德甫照顾。不意，这女的跟姓王的跑了。真是一团糟。 孔海珠认为说戴瑛诬陷孔另境“毕竟想象的成分太多”，她要求《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能做补救挽回的工作”。未果。单行本出版，仍然对“失实处没有作修改，也没有加注解”，致“谬言还要流传下去”。她再次要求出版社在重印时考虑如何做出补救处理。 很快，三月十五日的《中华读书周报》刊出了韦韬的文章《也谈孔另境的入狱与出狱——就教于孔海珠》。他说，照孔海珠的说法，“似乎茅盾说了谎，在诬陷他的内弟。这实在太冤枉了，因为要追查‘说谎者’，首先要查的是我的母亲孔德沚，而孔德沚又是她弟弟孔另境告诉她的。本人在三十年代（那时我约十一二岁）就不止一次地亲耳听到母亲谈论这件事，还当面教育我的舅舅，而舅舅则俯首听训，不吭一声”。 韦韬说，当时茅盾夫妇在上海不知道孔另境被捕的内情。戴瑛甚至不通知他们一声。待到孔另境出狱，她已逃之夭夭了。韦韬“奉劝”表妹，说她只了解孔另境的后半生，而前半生只有他的父母亲最了解。 当事者的名人们已经作古，后辈们珍惜他们的光环，是应该且可以理解的。至于上辈人的所说所做，均已定格在史册中。读者们会见仁见智、各有判别的。后人对待他们的过错或疑似过错，更需要理解与宽容。就说茅盾与秦德君、孔另境与戴瑛的事，放到大革命失败后的血腥背景中去考察，看一看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处于从高昂激烈跌落到幻灭迷茫的心路历程中，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就会平和与宽容起来的。 鲁迅，是最令人感佩的。他根本不追究这些，争论这些，只以人命为重，受人之托，就忠心赤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虎口救人是他不二的目标，哪怕心有为难也毫无外露。人救出之后，从不道及施恩之举，更不以恩人自居。且继续主动助人，鼓励支持青年好好活下去，做出成绩来。 其实，鲁迅自己和家人的处境一直是十分险恶的。直到他辞世后的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宪兵队还闯进法租界霞飞坊四十六号的鲁迅故居，搜去了鲁迅遗留的日记等珍贵史料原件，逮捕了许广平。很快，他们又把她转给汪伪政权属下名为调查统计局的魔窟，关进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罪名是在鲁迅日记里“审读”出一份共产党员的名单，要许广平交待清楚。谁都知道，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是有进无出的“人类屠场”。许广平在临行时关照十二岁的海婴，给内山完造打电话，请他营救。内山完造接到海婴的电话后，即刻开展紧急的营救活动。最后，由他写了保证书，在许广平被关了七十天之后，奇迹般地走出了七十六号。孤子遗孀得以重聚。“归还”的材料中，日记就少了一本，至今缺失。 鲁迅曾经为自己的爱子之情作诗曰：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他的本意是有情才是真豪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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