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耕读小学从字眼上看，即劳动与读书相结合。 1965年，当时分管公社教育工作的陆舜华同志到我们大队与大队干部商讨，成立耕读小学试验班。经商议决定后，先由我在本生产队试点，开办起耕读小学，然后再全面推开。 我受命后，在自己生产队的仓库内筹备起教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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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小学”从字眼上看，即劳动与读书相结合。 1965年，当时分管公社教育工作的陆舜华同志到我们大队与大队干部商讨，成立耕读小学试验班。经商议决定后，先由我在本生产队试点，开办起耕读小学，然后再全面推开。 我受命后，在自己生产队的仓库内筹备起教室来。说实话，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七八个到了学龄期的未上学的娃娃：小的7岁，大的10岁，因种种原因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却不能上学读书。 开学的头一天，家长们都热情高涨，把家里的桌子、凳子尽往“学校”里搬。我深受感动，决心好好教，帮这些娃娃们“脱盲”。 耕读小学是上午让孩子们参加家里的劳动，如割草、做家务、做中饭，下午正式上课。当时没有课本，我就到大队部，用钢板刻印了“金、木、水、火、土”等内容简单的单词和词语，然后用订书机装订成册，人手一本。 记得第一次上课，我先讲了为什么要读书识字，以及祖辈们不识字的苦处，让他们了解读书识字的重要性，然后又讲了如何读好书、写好字的道理。生产队还特意购买了一块黑板，买了粉笔。老队长对我期望很大，经常对我唠叨一定要将这些娃娃培养好。我也决心全力付出，不辱使命。当时我上午跟社员一起下田劳作，吃过中饭后，便到耕读小学为娃娃们上课。这些娃娃们也十分听话，准时到校，学习很用功。 我的同室知识青年看到我能作为一名耕读小学的“老师”很是羡慕，可他们不知我背后是多么辛苦。因为是半耕半读，因此我没有星期天，从下午社员们出工开始，我一直要教书到社员们收工方罢。娃娃们进步很快，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能认识五六百字。家长们见到自己的子女能读写这么多字，心里很踏实和开心，于是都放心地让我教育他们的孩子。我也别出心裁地将语文和算术一起教。很快地，娃娃们不仅能读写字、词，还能做起算术的加减法来。一个月一次测验，一学期两次考试，以检验娃娃的学习状况。 每逢生产队放假，我也难得有这几天的休息，就往镇上的家里跑，去看望多日未见的母亲及妹妹。 一次，我在上课时，发现有一名学生已连续两天未来上课，家长也没有告知原因。放学后，我便去这名学生的家里，发现这孩子感冒了，已连续两天发高烧，所以不能来校上课。第四天，这名学生终于来上课了，我破例晚上到他家去，为他补上三天落下的课程。这名学生的家长甚是感动，连说：“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这时，我感到十分快慰。 我到耕读小学任教后，平时无论在劳作时，或是空余时间，一些老年的农民朋友都不再称呼我“小王”，而是尊称我“王老师”，这让我脸上既觉得有点腼腆，又在心里十分受用。 第二年春季，嘉兴县召开第一次耕读小学教师表彰会，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幸运地被评上了“嘉兴县耕读小学先进教师”，还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会后，在王店公社召开的教师会议上，公社领导也让我在会上发言，介绍办学经验。 “文革”开始后，“耕读小学”也结束了，我被抽到由群联、高峰、向阳三个大队联办的全日制初中班教书。 回忆在耕读小学教书的日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七八个原先不识字的“文盲”娃娃，经过在耕读小学的学习，全部顺利地插班进入正规全日制小学继续念书。 现在，我曾在耕读小学教过的娃娃们，都在各行各业中成为骨干。每当在路上碰到我时，他们总要尊敬地称呼我一声“王老师”。这时我的心里就如同灌了蜜一般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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