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农历二月，金兵突袭扬州，正在扬州苟且偷生却又恣意享乐的宋高宗赵构闻讯后，在十六名将仕郎（文散官，从九品）以武职的身份护送下狼狈渡江，经镇江逃往杭州。尔后，这位皇帝下了一道圣谕，让这十六名将仕郎中一名姓陶的驻守嘉兴，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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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农历二月，金兵突袭扬州，正在扬州苟且偷生却又恣意享乐的宋高宗赵构闻讯后，在十六名将仕郎（文散官，从九品）以武职的身份护送下狼狈渡江，经镇江逃往杭州。尔后，这位皇帝下了一道圣谕，让这十六名将仕郎中一名姓陶的驻守嘉兴，屯兵金桥（今秀洲区王江泾镇金桥村）。自此，陶氏一脉便在嘉兴生根、发芽、繁衍。 陶氏一脉实为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后人，后迁居开封仕宋，是当地的巨富。陶将仕郎伴宋高宗南下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的财富，因此生活相当富裕，并一直恪守着儒家的忠孝义悌之祖训。 至1276年（德佑末），陶氏已在金桥生活了近150年，繁衍至第五代，有兄弟二人，兄号菊隐（字造图），弟号菊庄。菊隐承袭了将仕郎这一世职。兄弟二人情同手足。同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菊隐公“奉诏勤王，散家财集义兵”，并“谒文丞相（即文天祥）于军，屡破元游兵”（见唐佩金《闻川志稿》）。然而，南宋王朝终于在三年后（即1279年）走向了覆灭。宋亡后，菊隐公并未忘记“忠”字祖训，“身先士卒，髯发尽灼”，与元军在金桥力战，最终因兵溃而家毁。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兵败后，菊隐公便至王江泾镇上过起了隐居生活，并将自己所居住的堂屋取名为“忠孝堂”，以示己志。尔后，又在“堂外艺菊千本，五色璀璨，自号‘菊隐’”。后人有诗赞道：“忘家思报国，血战力勤王。种菊遗民老，犹传忠孝堂。”（唐佩金《闻川缀旧诗》） 归隐后的菊隐公没有忘记乐善好施的祖训和收复失地的志向。他收容了许许多多前来投靠的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他与华亭（今上海）的殷澄、皇室的赵梦僩非常友好，人称“秀州三义”，他们在暗中时刻准备着复兴宋室。秀水籍学者沈云桂（字秋帆）在《闻川志稿》序中赞道：“临安既陷，菊隐毁家起义；金桥一旅，再接再厉，虎虎有生气。迨夫日薄崦嵫，鲁戈空挥，犹后与殷澄、孟僩，抗西山之节；秀州三义，皎然不欺其志。呜呼，伟矣！” 然而，有人不小心走漏了消息，元朝廷便命丞相巴延前来确认真假。经过多方打探，巴延终于亲自找上门来。他以让菊隐公出来做官，给元朝廷效命为由，试探菊隐公的反应。菊隐公知道自己难逃一劫。于是，他一方面与巴延虚以蛇委，另一方面暗中将自己的住宅改为了纯真道院，然后带着妻子儿女偷偷逃到了杭州西北的洛山，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将自己的墓地也选在了那里。 临终前，他告诫自己的子孙不得在元朝廷做官，“子孙承其志，终元世无仕者”。后来，王江泾镇上的百姓为陶造图、殷澄、赵梦僩建起了“三义祠”，以表达对这些先人的敬慕。 乾隆季年，菊隐公的十五世孙楚珩重葺了自己的老宅，并悬额曰“尚义之门”，楹联云“彭泽风流重裕远，荆州事业象贤多”。后人计楠（字寿乔）在《桑梓吟》颂道： 寂寂水边池，淒淒篱下菊。旷代溯陶公，令我心神肃。忆昔德祐未，元兵日逼促；勤王忽下诏，慷慨散财粟。毅然赴军门，义兵建旗纛。赤手战金桥，忠心冀匡复。其力虽不敌，其气撼山岳。天竟不佑宋，大海溺块肉。兵溃仅身免，岩穴自潜伏。艺菊终天年，三义同芳躅。冬青树已枯，洛山草犹绿。忠义著千秋，崇祀绵继续。 菊隐公走了，但他的后人并没有丢弃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元朝末年，菊隐公的孙子维一、维义从杭州返回王江泾，并在雁湖（今王江泾镇雁荡）旁居住了下来。兄弟俩“重义轻财，一时豪杰多归之”。当时，恰值强盗蜂起，维一、维义兄弟俩便散财练兵，护卫家乡。流寇屡屡受挫，不敢前来骚扰百姓。百姓无不称赞陶氏兄弟。 光阴荏苒。陶维义的元孙陶钲、陶镒兄弟俩“偕隐雁湖滨，筑‘同心楼’，以示友恭之谊”；又热情好客，交游甚广。更为难得的是，公元1439年（正统庚申），兄弟俩“出谷麦二千二百八十石，输常平仓”，被朝廷旌为“义民”。公元1456年（景泰丙子），逢天下大饥，陶钲之子陶泽“出粟千斛助赈，又运米七百斛实京仓”。 陶家后来的名人，如陶谟、陶朗先、陶学瞻、陶模等身上，也都深深地烙着“忠孝”、“尚义”、“同心”的印记。更有不少陶氏先人，如陶让德（字逊庵）、陶鹄元（字友鸿，号经锄）等，尽自己所能，修桥（长虹桥、闻店桥等）、补路、置义田、创义塾，造福一方百姓，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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