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整理父亲朱生豪留存下来的书信时，发现一首英文十四行诗，我没有多加考虑，就以为是他所作的。此后又将这封有十四行诗的信和另外两封没有发表过的信一起加了说明后投给了《新文学史料》，并发表在该刊二〇〇三年第一期上。后来又把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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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整理父亲朱生豪留存下来的书信时，发现一首英文十四行诗，我没有多加考虑，就以为是他所作的。此后又将这封有十四行诗的信和另外两封没有发表过的信一起加了说明后投给了《新文学史料》，并发表在该刊二〇〇三年第一期上。后来又把诗和信分别收录在我整理的《秋风和萧萧叶的歌：朱生豪宋清如诗集》以及《朱生豪情书》中。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网上意外看到屠岸先生就我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内容写的一篇文章。首先肯定了“收录的两封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指出把这首英文诗认作朱生豪作品是一个误解。这首诗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九十七首，朱生豪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看到这篇说明文章，我感到既后悔又感动。后悔当时没有多动脑子进行考证，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令我感动的是，文章体现了一位前辈学者的大度、宽容而又严谨的作风。 屠岸先生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是著名诗人、诗歌翻译家和文学编辑，还是“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打这以后，我对屠岸先生就多了一份关注，总想有机会能当面谢谢他。去年年底，《朱生豪传》的作者吴洁敏教授告诉我，她不久前拜访了屠岸先生，得知屠先生对朱生豪十分崇敬，对我的情况也很关心。吴教授建议我把写的和整理的几本关于我父母的书寄给他看看，说是屠岸先生很想看。 于是，我就把《诗侣莎魂》、《秋风和萧萧叶的歌》、《朱生豪情书》、《朱生豪小言集》等书寄给了屠岸先生。老先生很快就回了信，除了表示感谢和再次说明“四本书是我极想读的”外，还就那首出现在父亲信中的十四行诗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使我受益匪浅。屠岸先生还给我寄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复印件，是由他和他女儿章燕教授合撰的。前言中对父亲生平和译作特色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和很高的评价。这在我国《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史上还是第一次。屠岸先生还在信中追忆了早年的一些往事： “1941年，还是‘孤岛’时期的上海，从春到深秋，我向当时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投稿，发表过多篇散文、散文诗、译诗和杂文，大多非常幼稚。因发表了作品，到中美日报馆去领取稿费，只能在铁栅门外递进稿费通知单……当时我不知道朱生豪先生在中美日报馆工作。当年见报的‘小言’，我也不知道是朱生豪先生所撰写……1948（1947？）年，我从世界书局购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后，渐渐知道了他曾在中美日报馆工作过。” 过了没有多少天，屠先生又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些天正在拜读您寄赠的几本书。令尊在《中美日报》上发表的《小言集》，反映了令尊刚毅犀利的一面，体现了他的抗日爱国的巨大热情和对国际政治的洞悉和深刻把握。如果只看到他译莎的巨大功绩而不看到他撰写时评和政论的纵横捭阖的手笔，那对他的认识将是不全面的。再看令尊的诗词和书信（包括令堂的），又见到他柔情如水、诗意盎然的一面，他的多愁善感（非贬义）和高雅才情更使我折服！从这些，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朱生豪！” 经过这样几次交往，我想当面向屠岸先生聆教的愿望更强烈了。正好今春有事去了一次北京，终于在三月十四日下午，和堂侄女朱小琳一起在和平里屠先生家中见到了他。屠岸先生谈吐爽朗、思维清晰，看不出已是近九十岁高龄。他再次谈到了对我父亲的崇敬之情，回忆当年给《中美日报》写稿的往事。还向我介绍了当代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出版情况和译者的风格特色，特别是谈了翻译的体裁问题。 我告诉屠先生，我见过两个版本的《莎士比亚抒情诗集》，署名也是朱生豪翻译的，其实所选的那些“诗”都是将父亲用散文体译出来的莎剧对白逐行拆开“变”出来的“诗”，屠先生听了很有兴趣，我们觉得这一方面说明父亲的译文虽然用的是散文体，但“诗味”还是很浓的，这也是用另一种形式补偿了没有按原样用诗体翻译莎剧的缺憾，同时也说明了在诗体和散文体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 明年将是朱生豪百岁诞辰。我打算将一些这些年来陆续发掘出来、尚未结集的父亲的零星作品整理成一本《文存》，使父亲的所有遗作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有一篇父亲发表在一九三三年《秀州钟》上的论文《近代英美的新诗运动》，是他在大学时所写的。文中牵涉到大量英美（甚至法国）诗人的名字，用的都是原文，其中有许多在拼写上显然有错误。当然不能苛求七八十年前一所中学校刊的编校有多高水平，但人名的查对、校核，着实使我犯难。后来灵机一动，我又想到了屠岸先生，他不正是这方面的权威、泰斗吗？只是请一位耄耋老人去做这个工作，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没有别法，还是硬着头皮把文稿寄去了。 想不到只过了一个星期，屠先生就把改后的文稿寄回来，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我编《文存》的打算十分支持，认为这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的贡献”。他说“您希望我帮助校勘一下，我当义不容辞”，还对文中一些具体词语的处理方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寄回的文稿上，屠岸先生用红笔仔细改正过的地方，每改动一个字母，必定在旁边极端正地把整个词再写一遍，以免我认不清。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父辈的深情和关切。 在屠岸先生的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一代学界前辈的风范，他们不但在学术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还在治学的精神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上成为我们永远的楷模。能够结识屠岸先生并且得到他的教诲，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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