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的徐栩在嘉兴历史上并不出名。明代《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三有其记载：徐栩，字敬卿，由拳人。汉官员。少为狱吏，执法详允。迁小黄令，后为长沙太守。能做到长沙太守，想来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了，但嘉兴现存最早的志书《至元嘉禾志》未有他的记载。 《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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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徐栩在嘉兴历史上并不出名。明代《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三有其记载：徐栩，字敬卿，由拳人。汉官员。少为狱吏，执法详允。迁小黄令，后为长沙太守。能做到长沙太守，想来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了，但嘉兴现存最早的志书——《至元嘉禾志》未有他的记载。 《崇祯嘉兴县志》对徐栩的记载，可能源自三国时谢承的《后汉书》（原书已佚），其中记载徐栩：吴郡徐栩，为小黄令。时陈留遭蝗，过小黄，飞逝不集。刺史行部，责栩不治。栩弃官，蝗应声而至。刺史谢，令还寺舍，蝗即皆去。《后汉书》又载：吴郡徐相为长沙太守。因此，疑徐相、徐栩为一人，且当以徐栩为是。 另一出处可能为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后汉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为狱吏，执法详平。为小黄令。时属县大蝗，野无生草，过小黄界，飞逝不集。刺史行部，责栩不治。栩弃官，蝗应声而至。刺史谢，令还寺舍。蝗即飞去。 比较谢承与干宝两人对徐栩的记载，谢承的《后汉书》不仅成书较早，而且是史志体例，似乎较干宝的《搜神记》更为可信。但干宝为嘉兴海盐人，与徐栩算是同乡，对嘉兴本地掌故当有了解，其较谢书增加徐栩“字敬卿”以及“少为狱吏，执法详平”等记载，应有一定依据。 若以干宝《搜神记》所载徐栩“少为狱吏，执法详平”事参读，言语虽短，却与汉代职官制度息息相关。 汉代的做官途径，一条是举荐贤良，另一条是以吏为官。徐栩出身狱吏，也就是管理一地狱政、司法案件的小吏，而后能成为一地县令，堪为专才所用。这在汉代不是孤例。《史记》记载与朱买臣同时代的张汤，就起于书吏，任长安吏、茂陵尉、侍御史等职，后迁升御史大夫。张汤曾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汉代法律，用法严峻，佐春秋，揣帝意而治狱，《史记》将其列入《酷吏传》。 显然，徐栩走的是一条张汤式的入仕之路，只是没有张汤执法那么严峻，而是“执法详平”。这也反映出汉朝继承了秦朝“以吏为师”的传统，只不过把秦朝“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转变为汉代的“吏道以法令为师”（《汉书•薛宣传》）。汉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下，还是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精神气质。 干宝还点出了执法惠政与因果报应的联系。干宝与谢承都记载了徐栩“飞蝗不侵”的故事，表面上都是在讲述一个自然界异事，但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栩的治县功绩。否则，何以先前蝗虫过境而不侵，栩弃官后而蝗虫又至？但谢承只是记载了一件异事，而干宝较谢承多书了徐栩“执法详平”一语，从心理逻辑上解释了蝗虫过境不侵的理由——徐栩执法详平带来的惠政，是上苍冥冥之中的回报。 从这一故事中觅踪，其实不难发现，汉代法律在变革秦朝法律“事事依法”传统的同时，一直都在探究将黄老、五行、阴阳等哲学思想与执法行为联系起来，从而表现为执法效果与自然现象的因果报应，并逐渐形成历朝历代统治者每遇重大灾异而宽赧宥刑的治政传统，或是因善政宥民而得有所报的传奇故事。 宋代嘉兴人常楙，字长孺，历“临安判，权贵束手。鞫范成狱，不奉朝堂风旨，悉出无辜……出知平江。旱饥，以令得缗钱十五万赈民，奏蠲苗税五十余万，蝗不入境……”（万历《嘉兴府志》第十九卷）和徐栩的故事相比，虽然情形略有不同，时代已有变迁，本意却是相似，不枉后人传说以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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