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徽章，一种身份，职业的识别标志。民国时，各类徽章风靡一时。如身穿中山装，头戴同盆帽，胸侧挂徽章的官员，神气活现；佩戴东栅镇民众训练证章的义务商团团员，彰显职责。而企业职工徽章的使用起步较晚。一些企业以工牌来识别员工进行考勤。当然，这工牌也
|
徽章，一种身份，职业的识别标志。民国时，各类徽章风靡一时。如身穿中山装，头戴同盆帽，胸侧挂徽章的官员，神气活现；佩戴“东栅镇民众训练证章”的义务商团团员，彰显职责。而企业职工徽章的使用起步较晚。一些企业以工牌来识别员工进行考勤。当然，这工牌也不是所有上工人员都有。老职工，有技术的，这工牌可能随身较久。而临时性的工人，则今天上工时亮牌，交验，下工时不一定被发还，明天可能失业了。这倒不全是东家嫌弃。它是工作量决定用工量的一种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大型的厂矿开始向职工发放圆形、长方形的铜质厂徽。一般白底红字，底面配上五角星等，还有周边加饰相应厂矿的标志图案，如机械厂用齿轮等。小小的厂徽，便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一种身份亮相。 “文革”结束后，伟人像章热戛然而止。标牌厂在几年中炼就的铝质徽章工艺技术，很快在“拨乱反正”中，被应用到职工徽章的生产上。一个厂的工人胸前厂徽一别，很快就东施效颦般地引来了又一波徽章热。一些才几十人的小厂，连厂里门卫都不设，也煞有介事地人人戴起了厂徽。当然，乡镇企业起步较晚，没赶上这股潮流，否则标牌厂的业务势必大增。那时，厂纪厂规尚未健全，工人进厂，有的厂家并不查看是否佩戴厂徽。更有临时工不发厂徽，只持临时出入证，这有点像传承旧时代工厂管理的做派。但是，戴着厂徽出入厂门，或街头闲逛的，似乎有一股昂首挺胸的架子。 我工作的单位也发过厂徽，而且有幸保存了下来。由此在编撰《图说东栅》中的“工商重镇”篇时，为记载曾被自诩为嘉兴“城东化工区”的化工厂、农药厂、化肥厂、石机厂、塑料厂、电镀厂等工厂的史料，我决定收集借用当年这些在东栅的国有、二轻企业的厂徽，拍成照片。然而，时过境迁，似乎眼前还很熟悉的工厂，随东栅乡镇这几年的拆迁，相继破产或外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各厂职工也四处分散。要寻找这几家工厂的厂徽，困难重重。因为破产，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离厂回家的职工，对一辈子奉献的工厂，突然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心态，厂徽也成了失宠的弃物。我在四处寻访中，屡屡得到“老早掼脱哩”、“还要来做啥呀”的回复。如果多问几句，便招来满腹牢骚。化工厂在干河滩设有退休支部活动室，这是所有曾在东栅工作过的人员中，得到最为关心的退休群体。我充满信心地赶到那里，却大失所望。几十年中都是“爱厂如家”的老工人，没有一个说保存了他的厂徽。离开烟雾水汽、高谈阔论的活动室时，我有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费尽周折，到处托人，总算绝处逢生。农药厂内退休职工高宏说他有厂徽，让我为之一振。我冒雨赶往他家，小高却拿出了“石机”和它前身“丰收”的厂徽，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农药厂那一枚。我当然也喜出望外。他却悻悻而言：“肯定有，就是寻勿着。几次搬家，勿晓放哈哩。我想着我爷（父亲）好收藏，挪来了伊退休保存的这两只……”热心肠的高宏，重新燃起我集齐这几枚厂徽的希望。 最后一枚农药厂的厂徽是在东栅卫生院吴医生那里收集到的。意外中令人兴奋。这七枚厂徽除化工厂的异形外，其他的都是中规中矩的圆形、红底白字，几近像章的翻版，它刻录了一个时期的社会风尚。而今，工厂改制后，引入了外方管理模式，厂徽被胸卡取代。员工胸前挂一张纸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碍手碍脚的。 《图说东栅》中入编了这七枚厂徽的图片，它承载了小镇一段消逝的岁月。叫我感激的是，向我提供五枚厂徽的主人，都慷慨相赠。他们说，放在你那里，意义更大。冲了这句话，我在异邦写下了这段往事，以纪念渐行渐远的古镇东栅。 |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谈谈您对该文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