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七岁随家迁居嘉兴。那年秋季，就读精严寺街小学（今实验小学），入学前老师还作了测验，让我把应字写出来。繁体应字的笔画很多，她见我写得还蛮端正，就通过了。这位老师叫陈学德，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住在天官牌楼44号，我家的邻居。中山路拆迁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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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随家迁居嘉兴。那年秋季，就读精严寺街小学（今实验小学），入学前老师还作了测验，让我把“应”字写出来。繁体“应”字的笔画很多，她见我写得还蛮端正，就通过了。这位老师叫陈学德，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住在天官牌楼44号，我家的邻居。中山路拆迁改造后，她搬到南杨新村，我回嘉兴工作后还常见到。 天官牌楼离精严寺街小学不远，但这点路对我们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也蛮远的。为此我的四姐还在夏天为我送过午饭。送了两三天，我就不让再送了。我记得读小学时，学校组织的郊游叫远足，往西到三塔，往东去东塔。有一次到“小姚坟”，就是现在位于洪兴路36研究所的地方，也算远了，可见当时嘉兴城之小。 沦陷时期的1943年夏，天官牌楼遭遇到了最大的劫难。那年，住户们突然被通知三天内要把房子全部腾空。原来日本人在位于精严寺街的土墩处要建造防空洞，以“对付”美军的轰炸。于是他们安排建造防空洞的劳工来天官牌楼居住，原住民只能四处投亲靠友。房东姚家太太母女住到道前街她阿姐家里了，我家搬到塘湾街我四叔那里。48号只留下一个年迈的巧阿妈(房东家的婶婶、一个三寸金莲的孤老太)看守门户。那年我读三年级。搬出之后，我曾经回去看过一次，屋里面目全非，只见到这位孤苦的巧阿妈，我禁不住大哭一场。 日寇投降后，我们又搬回天官牌楼。刚搬回来的时候，臭虫多得真是吓人。天官牌楼一带是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木缝里都是臭虫藏匿之处，一时之间人们被咬得日夜不安，但奇怪的是，没多久竟然绝迹了。 临近解放，国民党兵也住进天官牌楼这条街，48号里也住进大兵。这些当兵的知道要去上海打仗，怕得要命愁得要死，有的吃了晚饭就躺倒了。这样，一批开走又来一批。解放军打过长江以后，国民党的败兵溃散下来，要房东家做饭供他们吃，临走还要偷鸡摸狗。 1949年5月6日（一说是4日），响起了枪声，老百姓都知道嘉兴快要解放了。这天晚上只听“轰”的一声爆炸响，国民党军在溃退前把西丽桥炸断了，妄图阻断解放军的进军。 5月7日嘉兴解放。那天一大早，我跑到西丽桥去看，见到两个穿草黄色军装、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军人，正在察看石桥被炸毁的程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解放大军一批批南下。过后几天，天官牌楼住进了一批佩戴嘉兴市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我们48号里也住了好几个。他们都借门板搭床铺，记得，有人跟有一个身体很胖的人开玩笑说，你别把门板给压断了。后来我得知这位胖同志是嘉兴市副市长张澄秋。还有一个同志向我打听省立嘉中的情况(当时我还是个14岁的初一学生)。过了几天学校里开大会，张印通校长介绍说：这位是军管会文教部黄部长，请他作报告。我一看，这就是住在我们家里的同志呀。 这样我们才知道许多领导干部住在天官牌楼街上，我家对门47号钱云家里则住了代专员吕志先。 后来，天官牌楼因为县前街老嘉中的院子里做了地委机关的办公用房，搬到那里来住的人家也多起来，48号的前厅也出租了。天官牌楼也同东集街、西集街一起，统一路名为中山路。 我们这些在那里长大的年轻人，也一个个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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