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嘉定初年（约在1208年），朱熹的嫡传弟子辅广从杭州回到崇德，即如今的桐乡市崇福镇，在运河东侧筑传贻堂，传贻的意思是传之先儒，贻之后学。辅广一边主持崇德县学，一边在传贻堂潜心研习经书，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以期发扬光大自己奉行的程朱学说。 辅
|
南宋嘉定初年（约在1208年），朱熹的嫡传弟子辅广从杭州回到崇德，即如今的桐乡市崇福镇，在运河东侧筑传贻堂，“传贻”的意思是“传之先儒，贻之后学”。辅广一边主持崇德县学，一边在传贻堂潜心研习经书，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以期发扬光大自己奉行的程朱学说。 辅广逝世多年后，宋咸淳五年（1269），崇德知县家之柄把传贻堂扩建为传贻书院，并请嘉兴郡守文及翁撰写了一篇专记。从此，传贻书院声名远播。元代《至元嘉禾志》记载，“传贻书院，在县学之西二十步。宋潜庵辅先生广，紫阳门人也，自祠官归隐语溪，题读书堂曰传贻。咸淳五年，县令家之柄建，就匾今名。堂一，曰本文。斋二，曰书味、师传。朱文公亦祠焉。”这是桐乡市域历史上第一家有文献记载的书院，对桐乡市域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七百多年沧海桑田，传贻书院和那条长长的书院弄早已不见踪影，世世代代的桐乡人尤其是桐乡的读书人却总是忘不了它，传贻书院是桐乡历史文化的一件精品，也是桐乡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是心灵能够获得安慰，精神可以寄托的地方。“传先贻后”的传贻精神更是深入人心，成为教育人激励人鞭策人的强大精神动力。 传贻书院不同于县学，是民办或半官办性质的讲学场所，但凡出任书院山长者多是当地官吏认可的名师宿儒，有的还受到省级官员的重视和插手。一代又一代的饱学之士，有本籍的也有外地的，慕名而来，结庐其间，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开坛讲学，著书授业，兴贤育才，从而在传贻书院留下他们的笔耕印记和心路履痕。 笔者迄今只查阅到有明文记载的传贻书院山长十三位、传贻书院主讲三位，可能不足其总数的十之一二，然而窥一斑而可知全豹，通过解读他们个人的履历、修养、观念、著述，大致已可感知这个硕学通儒群体的光辉形象。 先说说传贻书院的十三位山长。 俞钧，元崇德州人。先世由河南迁杭州，高祖俞应龙为宋迪功郎，从杭州徙居崇德南津乡通贤里。曾祖俞儒宗、祖父俞国梁俱亡于至元丙子（1276）大疫。父俞天民奉亲教子，遂率家迁居崇德县治甘泽坊，与崇德州教授（后升为翰林侍讲学士）邓文原友善，令俞钧弟兄从之游，习朱辅之学。万历《崇德县志》记载，俞钧曾任传贻书院直学（掌管钱谷）、山长。其兄俞镇，字伯贞，元延祐间乡举第一，官至建德路知事。其弟俞锐，至治癸亥（1323）中乡举，任龙游主簿。 朱志道，字正存，元崇德州人。万历《崇德县志》记载，朱志道由儒士辟任传贻书院山长，升吴江州教授。子朱逢吉，字以贞，号懒樵，曾任明大理寺丞，同修国史，后官至佥都御史。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1295-1392）有《简吴江朱志道诸昆仲》诗。 阴元恺，字君举，元句容县人。乾隆《句容县志》记载，“阴元恺，字君举。厚重有文，由台州学正改嘉兴府崇德县传贻书院。晚号东野先生。”兄阴元圭，字君锡，“幼孤，事母孝，好学能文。为池州教授，江浙行省丞相脱欢辟为掾，迁余杭主簿。以母老，乞归，号石涧先生。赠溧水州判。” 岳东伯，元代人。折节读书，以明经选于有司。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稍后，岳东伯任传贻书院山长。元代崇德文人贝琼《两峰集·春晖堂记》有记载，“岳君东伯者，名臣之子孙也，折节读书，以明经选于有司，未上，浙江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板授传贻书院山长，其母春秋已高，而康宁无恙，遂以‘春晖’名其所居之堂，且求余为之记。” 徐梦吉，字德符，晚号晓山中人，元末明初浙江于潜（今临安）人。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记载，“徐梦吉，于潜人，举茂才，传贻书院山长。”后任常熟儒学教授、四明儒学教授。其父徐秋山是元朝翰林、浙派著名琴师。徐梦吉诗得家传，曾编撰《琴余杂言》，以七律形式写成《弹琴启蒙》，总结浙派独特的演奏方法。永乐年间，皇帝朱棣询问大谋士姚广孝，“今能琴者，何人？”姚广孝回答，“天下能琴者三人也，一是四明徐和仲，二是松江刘鸿，三是姑苏张用轸。”这位徐和仲就是徐梦吉之子徐诜。 |
顶一下
(1)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谈谈您对该文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