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20年前的1904年，也是一个甲辰年。已在日本两年的18岁马厍青年龚宝铨，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组织反清暗杀团。
 龚宝铨（后排左一）与陶成章（二排左一）、徐锡麟（二排右一）等 苜蓿葳蕤，花开无言，马厍已过双甲子…… 120年前的1904年，也是一个甲辰年。已在日本两年的18岁马厍青年龚宝铨，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组织反清暗杀团。筹建秘密革命团体殊非易事，初期暗杀团陷于人数少、力量小的瓶颈状态，难以展开刺杀清朝大臣的计划，龚宝铨决定扩大组织规模。 他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找来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这个时候的蔡校长还是个“狠人”，同样主张革命要靠暗杀，并为此亲自配制毒药。 同样为推翻清朝而奔走的蔡元培欣然允诺加入，成立了光复会。年轻的龚宝铨敬仰蔡元培的人品与能力，他说“鹤卿（蔡元培字）之贞正……足以廉顽立懦”，所以第一时间推荐蔡元培为光复会会长。 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光复会有这样的描述：“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铨是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一个人，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但是在这个组织成立后一直起作用的中心人物则是陶成章。” 绍兴人陶成章，便是终宝铨一生，在朋友圈中排名第一的生死之交。 他俩的相识过程颇具戏剧性。1903年，在日本筹划反清的中国留学生们，怀疑陶成章是清廷奸细，杭州人汤尔和（这人和汪精卫一样，早年反清，却在抗日战争中沦为汉奸）安排宝铨去跟陶成章住一起，以便时刻监视。结果宝铨在与陶成章的日夜相处中，被这位年长八岁的大哥所折服，对腐朽清廷的痛恨、对推翻旧世界的迫切、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些共同的革命情怀，令两人互相引为知己，成为莫逆之交。 让我们按时间线来看看这对革命兄弟在反清事业中共同进退的历程： 1904年，宝铨和陶成章一起，到温州鳌江小学担任教员，实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随这对兄弟一起任教的，还有海盐人陈大齐，这位后来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也是宝铨的朋友。这一年陶成章写成《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宝铨和陈大齐共同为这本书做编辑校对工作。 说到陈大齐，插播一段他与陶成章之间的交往。陶成章曾向在东京帝国大学修心理学的陈大齐学习催眠术，希望为自己施行革命暗杀提供助力。 1905年，宝铨和陶成章帮助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招募和训练有志之士组成革命队伍。这个学堂之后成为秋瑾在浙江密谋起义的基地。 1905年底，宝铨与陶成章捐了官后再赴日本，想读军校回国后进入清廷政坛，从内部开展反清运动。但是因为日本只接收官费生读军校，自费生的宝铨与陶成章没有如愿就读。 不过他俩在这个时候，以光复会会员的身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与光复会并行，共同推进反清事业。 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中被捕遇害，徐锡麟的弟弟徐仲荪被清廷抓捕后写下“亲供”，供出宝铨、秋瑾与陶成章等，秋瑾被害，宝铨与陶成章被迫流亡日本。 后来这位徐仲荪，在1915年的时候参与补缀文澜阁《四库全书》，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龚宝铨，因为这件文化大事而与之共事。如果是年轻时疾恶如仇的宝铨，对这种卖友求生的人必定是直接“拉黑”，哪里还会有共事的机会？形同陌路都是轻的，杀了他为故交报仇都有可能。但是从革命流血中一路走来的宝铨，知道他受清廷严刑逼供而做“亲供”，对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怜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宝铨与陶成章赶回国内，为光复浙江奔走。谁知在反帝革命刚刚成功不久，1912年1月，陶成章被蒋介石等人暗杀。宝铨看到陶成章穿着呢制大衣的殁照，心如刀割：想不到以暗杀起事的知交，最后被暗杀而亡。他在《龚味荪自叙革命历史》中痛陈：“所太息痛恨者，独以光复、同盟自相水火……” 从此，心灰意冷的龚宝铨带着陶成章两名未成年的孩子——13岁的陶守和与11岁的陶守咸回嘉兴马厍抚养，兄弟俩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在嘉兴生活和读书。 陶成章族叔陶冶公形容龚陶之交：“在焕卿（陶成章字）一生交友中，能爱焕卿、知焕卿者，唯未生（龚宝铨字）一人而已。” 前面说到陶成章向陈大齐学习催眠术，其实陶成章还向曾经学医的鲁迅咨询过催眠术。鲁迅在多年后回忆起陶成章为革命奔走的艰辛“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其实这个形象，何尝不是这些“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天下得离苦”的革命志士们的群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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