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出身于官宦世家，地主家庭，书香门第。其远祖王禀在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中坚守太原，“处无望之地，用必死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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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家庭出身 王国维出身于官宦世家，地主家庭，书香门第。其远祖王禀在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中坚守太原，“处无望之地，用必死之兵”。在与金兵巷战中粮尽援绝，其远祖身负十余处重创，最后偕同其子，怀抱太原庙中宋太宗的画像，投汾水而死。为此获得宋高宗的封赏，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谥“忠壮”，其孙王沆承袭爵位，并传旨在海宁盐官建造“安化坊”，以旌其功，子孙得以世袭，安享尊荣。王氏遂成海宁巨族。 这段家史，王国维翻遍《宋史》竟无记载，他深感遗憾。怀古伤今，特查考史志，为之撰《补家谱忠壮公传》，以彰显其远祖王禀之“靖康之局之所以得支一年者，公延之也”的“勋绩忠烈”，可见其对家世的重视和尊崇。 王家后世子孙到了南宋以后，家道渐渐中落。王国维在《先太学君行状》中写道，“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迄于府君。”“府君”即王国维之父王乃誉，据王国维记述其父“少贫甚”，又值“洪杨之乱”，十三岁逃难到上海，王国维的曾祖父、祖父均在逃难中客死沪上，王乃誉一贫如洗，只能向亲友借贷给两位老人收殓。战乱过后，王乃誉弃商为吏，生活趋于稳定，王国维自述“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在王国维少年时期，所谓“中人产也”，家境尚可衣食无忧，“略足以给衣食”。 唐兰出身贫苦，他没有显赫的家世，甚至无法考查其家族之源流。据传说，其父年幼时从苏北老家流浪于嘉兴，被张姓人家收养，以贩卖水果为业，是社会底层无产者。 不同的启蒙教育 王国维在少年时，有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有知书饱学的父亲，这对他读书成才非常重要。王国维自幼丧母，他的父亲，是一位严而不失其慈、传统而又开明的父亲，旧时称父教为“庭训”，他的父亲王乃誉则将私塾与庭训较好地结合了起来。他七岁进私塾，十一岁（1887）到了“习举子业”的年龄，随全家搬入新居（即现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王国维故居”），他改入另一家私塾，学习应举必需的“四书”“五经”，旁及《左传》、《通鉴》、诗词、古文辞，以及“时文”“八股”等等。此时，其父辞离溧阳县衙，返回家中，把精力倾注于长子的教育。他与塾师经常互相交流如何辅导王国维的学业，督责王国维学好各门课程，王国维在私塾里又读了四年。 一年之后，王国维参加壬辰年（1892）岁试，果然不负乃父所望，考中了秀才，其时王国维虚岁才十六岁。考取秀才，这是科举的起点。凡童生考秀才者，须经县、府、院三类考试，县、府试又各考五场，只要有一场不过关，就得“刷”下来，被取消考下场的资格。可见考个秀才功名，其难度不亚于现代的中考。有些人从少年考至白头，年过半百尚未过关，只能童生终老。 王国维少年得意，考中秀才。但在其父看来，“秀才先生”只不过具备了做塾师的资格，还只是个布衣。关键是乡试，就是考举人，一旦中试，就可以赴京会试，有望登科中进士。即使考不上，做了“举人老爷”，亦可退而谋个一官半职。王老先生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十六岁的王国维身上。王国维在次年，即1893年赴杭州参加恩科乡试，但他“不终场而归”，看来是交了白卷。据同乡同学回忆，“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科举落第，扫兴而归。与他同时的少年才俊，在那时的留学潮中纷纷出洋留学。王国维遵其父之命，继续备考应试，于是在五年之中“两应乡试”，仍败北而归。这才使王家父子俩彻底断绝了科举念头。 1898年，王国维二十二岁，已在盐官老家娶妻成家。经同学推荐，在上海《时务报》社谋得一书记员差事，便在父亲的陪同带领下乘船抵沪。按照罗振玉所言，“公时方冠，有以自试，且为菽水谋，乃幞被至沪江。”说明王国维此番来沪之目的，一是求职谋生，所谓成家必须立业，二是为了自试，科举名落孙山，断了仕途，故想通过《时务报》以展他“自奋新学”的抱负。他认为他是位“秀才先生”，进报馆起码可以挣一份“坐写字间”的薪水。 王国维脚蹬元宝式棉鞋，身穿厚墩墩的土布棉袍，肩挎了个铺盖卷，跟在父亲身后走在上海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纯然是一个土里土气、呆头呆脑的“乡下人”。他初至沪地，在十里洋场，人生地不熟，使他置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于他久居乡间，埋头读书写字，养成了“性讷钝，寡言笑”，既不喜应酬，亦不赶时髦，是个无“趣味语”的书呆子，在《时务报》社显得既不合群更不讨人喜欢，差点儿卷铺盖走人。 使他摆脱困境，得以“露圭角”的，乃是他入读东文学社，并且结识了“念其笃学力行”的罗振玉，就成了他一生学业，乃至生活道路的转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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