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兰从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访教于王国维，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结下了有共同学术方向的亦师亦友的师友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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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学术方向 唐兰从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访教于王国维，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结下了有共同学术方向的亦师亦友的师友情缘。 这要从1916年说起。那一年，王国维经同乡好友邹安介绍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为犹太富商哈同编辑《学术》杂志。此后罗振玉、王国维的著述多在《学术》和《艺术》两种丛刊上发表。此间，王国维先借住在朋友樊少泉家，不久迁居上海大通路吴兴里的三楼底层。在哈同门下谋生的王国维生活却很拮据，他一再托人找一份差事以增加收入。有朋友看重他的学问，荐他替蒋汝藻编藏书目和在沈曾植主持的“浙江通志”担任编书的差事。在此期间他与沈曾植等前清名流过往甚密。王国维在上海七八年的清苦生活中完成了很多著名的著作，“国学大师”的称誉由此日盛。 1922年8月初，王国维收到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学子唐兰的来信。因于此前已经好友罗振玉先生的推荐故不觉意外，却非常重视。他赶忙回信，即为第一封给唐兰的书信。此信写于1922年8月15日。信中写道，“……先治小学，甚佩甚佩。雪堂来书亦甚相推服，并有书籍相赠，唐写本《切韵》系弟录本，乃京师友人集资印之，以代传写，敝处尚有之，亦候尊驾过沪时奉呈……” 唐兰收到此信后，已经安排暑假留校学习的他马上踏上了回嘉兴的火车，中途在上海下车后即专程赶往离上海北火车站不远的大通路王国维寓所。 王国维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身穿深色士林蓝布长衫，看见有客人来访便站起身来，迎上前一步，清癯的才子型脸，上唇留着一撇浓密的胡须，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在那眼镜框内射出二道深沉的目光，端详着来客缓缓地说道，“立庵兄……”慢慢地伸出手来。 正值青春年少的唐兰，中等身材，穿一件棉布长衫，脚蹬黑色布鞋，圆鼓鼓的脸，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流露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他长揖致礼谦恭地喊了一声，“先生……”便将水果篮递上说，“不成敬意，打扰先生了。”他紧紧握住了王国维伸过来的手，心中欢喜。 唐兰和王国维，后者深沉、内向、寡言、“无趣”；前者阳光、开朗、健谈、风趣。他俩虽然在年龄、学识、性格、名望等方面相距甚远，然而却显得十分投缘，两人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尤其是一个“海宁官话”，一个“嘉兴官话”，身在异乡客地，互相感到乡音的亲切。 两人谦让着坐定之后，就着清茶一杯，竟“抵掌而谈，遂至竟日”。 唐兰“居锡三年”，师从唐文治，钻研国学，年少气盛，凭着“国学似大道，不禁行人”的信条，勇往直前。而在学界已获盛誉的王国维，也有“如皓日岂独照我”的雅量，与后辈学人唐兰切磋国学于沪上，交流心得于书函，真可谓是良师益友，相得益彰。王国维对青年唐兰的治学志向和古文字学识，多有肯定。王国维曾云，“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 故宫博物院著名学者、《唐兰全集》主编刘雨先生在《唐兰全集·前言》中写道，“唐兰于学问，平生服膺者四人而已，孙诒让、王国维师事之，郭沫若、陈寅恪友事之。讨论学术从不顾及情面，与等而下之者难有争议发生，而界内名流大家，却少有不受其批评者，虽常有“恃才傲物”之讥，然秉性豁达乐观，亦不见其因之结私怨于人。” 从这些极其中肯的评论中，可见唐兰对王国维“师事之”的尊崇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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