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善西塘镇上曾有一家光华照相店，约开业于1941年，老板丁兆生。店址在西塘镇中西街，铁皮招牌上写着五个宋体大红字光华照相店，每个字有三四十公分，人们老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照相店仅一开间门面，底楼为营业部，楼上既住人，又搭了灶头生火做饭，空间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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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西塘镇上曾有一家光华照相店，约开业于1941年，老板丁兆生。店址在西塘镇中西街，铁皮招牌上写着五个宋体大红字——光华照相店，每个字有三四十公分，人们老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照相店仅一开间门面，底楼为营业部，楼上既住人，又搭了灶头生火做饭，空间狭小。一楼到底有个小天井，当作“摄影室”。天井里放一架老式照相机，它由镜头、皮腔、毛玻璃三个部分组成，以皮腔（相当于现在的变焦镜）伸缩来调焦，使得图像清晰，并用三脚架支撑。现在的相机，以镜头调焦，皮腔早已没有了。拍照时，照相机由摄影师通过操作轮盘支架来调整升降。后面的布景是一幅风景油画，一般备有两幅，供顾客选用。那时，没有补光灯，一者利用自然光，再者就在天井上方张挂几块白布，用铁丝串联起来，以竹竿挑动来调整光源。 光华照相店是一家夫妻店，起初生意平常，勉强度日。由于我家和光华照相店是邻居，母亲与丁老板又是牌友，因此经大人商量，失学在家的我于1944年元旦前进了光华照相店学生意，当时我只有13岁，从此我就称呼丁老板为“丁先生”。 20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尚未普及，老百姓对拍照颇感稀奇。或逢年过节，或公家需要，或老人拍寿照，人们才难得来拍一张。在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家马一乐文具店，兼营证件照拍摄，它开业略早于光华照相店，1945年后不再经营拍照业务。但是，要论专业摄影店，光华照相店应该是西塘镇上第一家。有一天夜里，在烧香港大弄的厅堂里放映无声电影，观者如堵，丁先生就在黑暗的环境下拍摄放映画面，一时“夜里拍照”传为小镇新闻，光华照相店也声誉大增。那天拍照时，丁先生先点燃火擦子，再将镁光粉泼在火擦子上，同时，丁先生敏捷地按下快门。镁光粉是易燃品，燃烧时发出的强光，如闪电一般，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可用作摄影光源。不少观众不明其中的科学原理，还以为发生了火灾事故，纷纷乱跑。 在店里，学徒什么活都要做，要帮助做家务，师姆娘生阿二头，我就洗尿布、端痰盂。进店后约半年，丁先生突然胃出血病倒了，我就提前结束学徒生涯，由我“挑肩嘎”维持该店。丁老板为人朴实，向我悉心传授摄影技艺，我虚心讨教，故而摄影、冲洗、整修技术进步较快，一个人也勉强撑住了局面。学徒工钿为每年2斗米，俗称“鞋袜钱”。可是，我出师后，就不一样了，一下子改为每月5斗米，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再后来，丁先生给我加工钿，每月8斗米。 沦陷时期，日本占领军和汪伪政府要求每个老百姓都要领取所谓的“良民证”，“良民证”都要贴上照片，这让照相店遇到了发展机会。当时，物价飞涨，定价就以大米计算，拍一张证件照的价格是三升米，一般农民都是提着一小袋大米来拍证件照。由于四乡农民种植的水稻种类不一，所以店里收到的大米品种也各不相同，我们吃的都是混在一起的杂粮米，不太好吃。 1945年，日寇投降，山河光复。丁先生身体稍有好转，因房东要增加房租费，于是小店在1947年搬迁至上西街，离原店100米左右，东隔壁是铜匠店，西隔壁是乡绅杨佑安的住宅。附近有灯笼店、纸洋钿店、大饼油条店等，比较闹猛。这时，照相店扩为二开间门面，改名“光华照相馆”，拍照在楼上的玻璃棚里，可以不受雨天影响了。后来局势变坏，生意越来越难做。记得在1947年，有一次地方保安队的队员来店里拍照，订金不付，照片领去后竟不付钱，丁先生让我上门催要费用。结果他们凶神恶煞，不但不给钱，还恐吓我，我胆子小，只得狼狈而回。 1949年，全国解放。因为店名“光华”，大家就习惯叫老板“丁光华”，于是丁先生索性改名丁光华。1952年，照相馆改名为“光华摄影艺术社”。丁先生人头熟，再加上我们拍照技术好，客源始终稳定。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照片的各类需求增大，派出所等公家业务都介绍到我们店里，来拍团体照的有不少。为了拓展业务，丁先生于1954年从杭州请来整修技师戚云嫦，于1955年又从上海请来摄影技师简管明，同时收进两名学徒祝永濂、朱学明，照相馆生意越做越好。丁先生会做生意，为吸引顾客实行“大放盘”：拍摄1寸照的，赠送绢巾一块；拍摄2寸照的，赠送雪花膏一盒；拍摄5寸照的，赠送洋袜子一双；等等。1956年，“光华摄影艺术社”实行公私合营，丁先生和我一样都成了职工，公方代表朱陶永，一人兼管几家店。再后来，它更名为“立新照相馆”。 1959年，我离开西塘到嘉兴工作。光华照相店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从此，我和摄影结下了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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