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华大地上烽火四起，中国到了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全民族开始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 就在上海，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大搏斗一触即发之际，蒋百里先生位于上海国富门路、也就是现在安亭路46号的家，顿时成为高级军官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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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华大地上烽火四起，中国到了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全民族开始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 就在上海，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大搏斗一触即发之际，蒋百里先生位于上海国富门路、也就是现在安亭路46号的家，顿时成为高级军官频繁出入的场所。据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第189页中的描述：“有一天,少壮派将领孙元良在蒋百里家中吃饭，谈到中日间的生死搏杀,两个人都变得热血沸腾起来，孙元良突然把酒杯摔在地上，大声说:‘我们决心拼命打，战至最后之一人！’蒋百里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年轻人要活着看咱们中国翻身的日子呀,我这老命却拼在这一次！’56岁的百里先生已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心理准备。” 从《蒋百里先生传》一书中梳理出当时百里先生的活动轨迹如下：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守军，淞沪战争爆发，8月15日，蒋百里乘一辆汽车赶到南京，准备拼上老命,为国效力。侄儿蒋复璁问及家人，蒋百里说一切不管，只求报国。他不计名位，但求对抗战有所贡献。8月19日，他在南京为自己的新书《新兵制与新兵法》作序，并且发表演讲，鼓励人们像马拉松运动员和追赶太阳的夸父一样坚持到最后一刻：“马拉松长距离的竞走员，纵然落到了最后，也要竭尽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进。这是将来得锦标的唯一条件，也是运动家对于自己应负的道德责任。今夏在庐山，原想把‘未来’全体性战争的若干基础条件作一种研究，谁知道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将这‘未来’推进到了现在！咳，时间走得比我们快，我们也只好甘心做夸父吧！” 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蒋百里先生准备赴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进行外交活动。时间紧，任务重，不容有任何耽搁。蒋百里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嘱咐左梅夫人收拾行装，准备远行。抗战爆发以来，左梅和女儿们正忙于为伤兵做绷带和衣服，纱布和衣料都是自己花钱购买的，左梅甚至变卖了一部分首饰来买布匹。她虽是日本人，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在他们家中有个共同的口号，那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左梅接到丈夫的电话后，没有丝毫犹豫，于9月6日携蒋雍和蒋华乘汽车西行至杭州，与从南京赶来的蒋复璁会合。9月9日，他们乘火车到南昌，然后转乘汽车前往长沙……蒋百里安排夫人暂住香港，自己再度出国，为抗战大业效力。后二女儿蒋雍回到内地，加入抗战。 时刻牵挂着抗战情况和家人安危的蒋百里，在给蒋雍一封家书中写到：“我们一家六个人，现在分作了四处，我的梦魂飞来飞去，遥望祖国的烽火，我的心情没有一天宁静过。”“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遭受异族侵略的时候，个人的小家庭是不会安宁的，唯一的选择就是行动起来，驱逐强敌。” 短短的一封家书，胜过千言万语。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最危难时刻的苦难与抗争，是一位有志男儿对女儿殷殷嘱托和对抗战必胜的决心，超越了个人生死，将个体家庭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在和平年代重读这封家书，思考今天的幸福生活从何而来、应当如何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等问题时，蒋百里先生给出的答案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国家的热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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