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中的嘉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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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深秋，禾城在轰炸中坍塌了筋骨。废墟如巨兽啃噬后残留的残骸，砖瓦零落，梁柱歪斜地刺向天空，伤口般暴露在日光下。《大公报》记者踏进禾城，只见到处是坍圮的残骸——火车站、邮局、官署与无数故家大宅，皆成了被撕碎后的空壳。天空之下，唯余断壁残垣，如大地累累的旧伤，默默承受着硝烟与遗忘。 战火舔舐着水乡，却未能吞噬一切微末的生机。王店镇老街上，“友记”南货店照常开张，那寻常的店招在灰扑扑的街上，似乎只是艰难世道里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店主赵泉友，瘦而沉默，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布长衫。他店门口悬着一只不起眼的四角竹篮。路人匆匆，唯有那些目光如鹰隼的人懂得，篮子悬起是平安，收起是警讯。张子清和张隅江，一位湘籍红军，一位曾为粟裕提枪的警卫员，此刻成了店里的账房先生。他们每日里礼帽长衫，在日军的岗哨间穿行，笑吟吟递上几颗龙眼或板栗时，拆轨毁桥的生死密报已在货品底下悄然交接。小楼深处，麻将牌哗啦作响的掩护之下，低语声正编织着海北游击支队的命运之网。赵泉友默默拿出三十石白米和两百块沉甸甸的银元，这小小的木楼里，革命的种子已在无声中萌芽。 而在水网的更深处，凤桥镇一座不起眼的农舍里，昏黄的油灯彻夜不息。1939年元旦的寒气渗入骨髓，《嘉兴人报》便在这逼仄的土墙间艰难诞生。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刺鼻的臭味，混杂着纸张的霉味和人体的汗味。主编王梓良，一个面容清癯的年轻人，正伏在摇摇欲坠的木桌上，屏息凝神地捕捉着收音机里来自重庆的微弱电波。那声音时断时续，夹杂着刺耳的电流噪音，他却如同从砂砾里淘金，每一个字都珍贵无比。一旁，年轻的排字工张阿小，手指被冰冷的铅字染得乌黑，正小心翼翼地将那些从上海辗转偷运来的抗日报刊上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拆解、挑选、排列在沉重的字盘上。他的动作因寒冷和紧张而略显僵硬，每一次金属字粒落入盘中的轻微咔哒声，在寂静的夜里都显得格外清晰。这微弱的油墨气息，便成了穿透封锁线的熹微晨光。 然而，这微光终招来黑暗的忌惮。1940年1月5日，朔风凛冽，因汉奸告密，四百名日军突袭了凤桥镇徐八房。寒冽的冬晨，枪声惊碎了薄冰。突围的铅字与热血一同迸溅——二十三名报人及政工队员血染院墙。铅字盘被打翻在地，那些曾承载着民族文字的坚硬小颗粒，浸泡在黏稠的鲜血里，黑与红彼此渗透，凝成一种惊心动魄又无法言说的图案。 报社被迫西迁。一台更简陋的手摇石印机在颠沛流离中发出沉重而执拗的喘息。每期八百份报纸，纸张粗劣，墨色深浅不一。它们被卷起，塞进船板缝隙，藏入菜筐底层，传递在水乡纵横的河汊间。那上面“抗战必胜”的字样，或许已被水汽洇染得有些模糊，却如暗夜里不肯熄灭的星辰播撒于嘉兴焦渴的土地上。 时光流徙，禾城复建。昔日“友记”南货店旧址，墙皮剥落处，烟熏的旧痕如老人隐秘的伤疤，沉默地隐在新漆之下。凤桥镇的徐八房，旧址上野草离离，在风中摇动无声的绿浪。草根深处，仿佛仍能触到那沉埋的铁锈般的遗恨。 多年后，我在博物馆昏黄的灯光下遇见一方铅字盘。它静静地躺在展柜深处，黑铁冰冷，字粒森然。讲解员轻声说，此乃当年《嘉兴人报》遗物。我俯身细看，在那些笔画嶙峋的字粒缝隙深处，竟嵌着几抹深褐——那是八十多年前热血凝固的印记，时间未能完全擦拭掉的颜色。 那凝固的褐红并非封存的绝望，而是如地火，在铅与血的底层默默燃烧。原来微光被掐灭后，其灰烬更似不灭的种子，沉埋于民族记忆的土壤深处。当历史在遗忘与铭记的峡谷间穿行，那铅字盘上不肯褪去的斑驳，是无数无名者无声的呐喊——他们以血肉蚀刻进金属，让最卑微的符号，也成了民族脊骨上灼灼的刻痕。 血曾经那样滚烫地浇灌过大地，大地便以野草的倔强作答。铅字盘缝隙里那不肯消散的深褐，正是野草根系的颜色，在无人看见的黑暗深处，沉默而固执地向下扎去，向上托举着地面上所有不屈的新绿。 那份曾以生命守护的《嘉兴人报》，在血火中幸存西迁，于1945年随胜利的号角迁回嘉兴县城，成为劫后余生的见证。1947年，它并入了国民党政府创办的《嘉区民国日报》，后又与《民国日报》合办，在1949年5月嘉兴解放的晨曦里，告别历史舞台。 凤桥徐氏祠堂的石库门静立如昨，窗外，草木轻摇，八十余载光阴如水流过，墨色历久弥深，宛如新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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