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其昌在嘉兴也有着一批气味相投的书画朋友。他尚是诸生时，在嘉兴与大鉴藏书家项元汴的儿子项德纯相识，成为至交，并因此而结识了比他大三十岁的项元汴，进而得以在项元汴的天籁阁里观摩历代名画，尽睹项子京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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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在嘉兴也有着一批气味相投的书画朋友。他尚是诸生时，在嘉兴与大鉴藏书家项元汴的儿子项德纯相识，成为至交，并因此而结识了比他大三十岁的项元汴，进而得以在项元汴的天籁阁里观摩历代名画，“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极大地提高了他的书画造诣。董其昌把项氏的收藏比作“米芾之书画船，李公麟之洗玉池”，直到万历三十年（1602）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时，还说二十年前在项元汴家里见过这幅画，可见影响之大。项元汴死后，董其昌为项元汴撰写了墓志铭。董其昌与项元汴之孙大画家项圣谟也是至交，他与项氏祖孙三代的交情长达五六十年。 董其昌与嘉兴书画收藏家冯梦祯的关系也不错，他们在万历十九年（1591）结交，一直来往不断。万历二十三年（1595），冯梦祯于偶然间得到了王维的真迹《江山雪霁图》，视若拱璧。远在北京的董其昌听到这个消息，亲自修书一封请借去一观，并作了累累五百言的题跋（其中又提到了当年在项元汴处曾看到过王维的《雪江图》），成为绘画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而早年董其昌在平湖做家庭教师时，据说对嘉兴名妓薛素素也是一见倾心，对其所作的山水、兰竹“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这故事见于朱彝尊的《静居志诗话》，当不是信口开河。 现在南湖宝梅亭旁有一块“鱼乐国”石碑，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董其昌所题。当时董其昌被任命为湖广提学副使，赴衡州、荆州、蕲州等地视察学政，顺道来到嘉兴。当时范蠡湖是嘉兴的放生湖，董其昌觉得范蠡湖只是“一泓池水”，作为放生湖太小了，建议把南湖作为放生湖，并手书“鱼乐国”三字。 六年后，董其昌又给嘉兴留下了一件墨宝。万历三十九年（1611），嘉兴重修了府学的明伦堂，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退职在家的原工部左侍郎、右都御史沈思孝撰写了《嘉兴府学重修明伦堂记》，由董其昌书写后，勒石立碑。此碑高二点八米，重达五吨，是目前嘉兴所见的最大的石碑，现收藏于南湖畔的揽秀园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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