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钟渊映 （1639-1667），字广汉，秀水（今嘉兴）人，清朝初期史学家。余霖根据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中周青士（周筼），家梅里，与朱彝尊、李良年、钟渊映比邻相善的记载，证实钟曾在王店居住，便将他录入《梅里备志流寓》。 钟渊映少年时即好学，熟读各种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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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渊映 （1639-1667），字广汉，秀水（今嘉兴）人，清朝初期史学家。余霖根据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中“周青士（周筼），家梅里，与朱彝尊、李良年、钟渊映比邻相善”的记载，证实钟曾在王店居住，便将他录入《梅里备志·流寓》。 钟渊映少年时即好学，熟读各种史书，所作诗文超过当时有名的文人，与人辩论驳正时，常常从古到今、引经据典，就算是饱学之士也辩不过他。如果有人胜过了他，则对此人十分恭敬。如果遇到才能不如自己的人，就整天不理睬他。只因他生性傲慢，常被孤陋寡闻、不见世面的“乡曲之士”所嫉妒。但他与朱彝尊、李良年等人相当友善，三人中钟渊映年纪最轻，但他的辩论奇才每每为朱彝尊所赞叹，朱彝尊曾邀请钟渊映共注《五代史》，钟渊映欣然应允，刚刚着手编辑，却得呕血疾，身体十分衰弱。李良年得知后写信劝他不要再操劳，钟渊映向李良年回信说，“仆平生无饮食男女之欲，澹仕进之志……遇一二同志，与语今昔成败理乱之迹、贤否得失之数，弥日不倦”，仍朝夕编辑不肯停止。不久，钟渊映到了北京，其友吴江人、进士叶舒崇介绍他认识吴县人、学者汪琬，两人在一起辩论六经三史的源流，诗歌、古文辞的利弊，直到“夜漏四刻”仍言犹未尽。不久出居庸关，却因疾病发作而卒。 这时的朱彝尊正为生计而四处奔波，游大同、转客太原，当他在康熙六年（1667）到北京时，钟渊映已在三月病逝，过了十多天后才归丧。不胜悲痛的朱彝尊在《钟广汉遗诗序》中说，“广汉之亡，才者释所忌，不才者去所怨，而予心之悲，不自知其泫然流涕之无已也。”并怀念他“力任抄撮群书，凡六载，考证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捡其巾箱，遗稿不复有也”（朱彝尊《五代史记注序》）。李良年也在《钟广汉遗稿序》中称赞他，“广汉天资敏妙，书无所不窥，尤研精于诸史及前明记载，折衷群言，博而有据。与人论坏兴沿革之故，或片语剖析，或援摭往复，凿凿数千言不休，可谓恢奇横出之才。” 钟渊映殁后，朱彝尊在京师与表兄谭吉璁一起集其遗诗，编成《信志堂遗诗》二卷，他在序中写道，“呜呼! 后有作者，取广汉之诗诵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见其为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浙江通志》录钟之遗诗两卷，即题“秀水钟渊映著，朱彝尊编”。李良年也先后撰有《与钟广汉书》及《钟广汉遗稿序》。 钟渊映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是研究历代帝王的年号，并编纂刊印了十卷《历代建元考》。用年号纪年的方法始于汉武帝，这种传统纪年方法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色，还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内涵。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这种情况层出不穷。由于数量纷繁庞杂，时间长短不一，往往会出现谬误。从唐代起，就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撰写了不少著作，钟渊映编纂的十卷《历代建元考》就是其中比较可信的著作。 《历代建元考》收录了自汉武帝到明代各个帝王的年号，分“总论”“历代建元类考”“历代建元前编”“春秋战国诸侯考”“秦楚之际帝王考”等篇。此书是钟渊映参考唐宋以来繁多的专业研究著作后，自行编写的一部典籍。书中不但汲取了各家众长，还指出了部分著作中的一些谬误。如“玉衡”是十六国时期成武帝李雄的年号，而“玉恒”是成幽公李期的年号，两个年号的音相近。钟渊映认为，《华阳国志》没有“玉衡”这个年号，李雄并没有改元“玉衡”，可能是记载错误，也可能是李期没有改元而沿用李雄的年号；在金朝皇帝年号中，金世宗的兴庆、金章宗的天定、完颜允文的天统等年号，钟渊映认为是伪书所载不可信。 清代两江总督采进本的《历代建元考》在其《提要》中说，“自来纪元诸书多详于正统，惟国初吴肃公《改元考同》，及近时万光泰《纪元叙韵》与渊映此书，则并伪朝、霸国以至草窃、僭称，皆一一具载……然较吴、万二家，（此书）足称赅洽矣。” 《历代建元考》历来受到学者和出版者的重视，清代被选入《钦定四库全书》；1937年，列入《万有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将此书列入《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出版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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