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 朱彝尊的风雅极称于清初。康熙朝，朱彝尊作为文坛领袖与一代正宗王渔洋铢锱悉敌，分庭抗礼，成为南北两大家。这样的地位三百年来从未动� � 有人说，朱彝尊以布衣而能凸显骚坛，也算是生正逢时，更有得天独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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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朱彝尊的风雅极称于清初。康熙朝，朱彝尊作为文坛领袖与“一代正宗”王渔洋“铢锱悉敌，分庭抗礼”，成为南北两大家。这样的地位三百年来从未动摇。 有人说，朱彝尊以布衣而能凸显骚坛，也算是生正逢时，更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当年嘉兴一地，词人云集，几与云间、西陵和柳州并时兴盛。嘉兴作为“浙西词派”的中心，这一群以野逸文士和下层小吏为主体的词人群体，无疑是明季词学复兴的重镇。朱彝尊说：“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最著者也。”（《孟彦林词序》）而至清初，浙地更有“词薮”之称。朱彝尊的词学思想无疑是新进积极的，他不遗余力批判《草堂诗馀》之“陈言”、“陋习”，这一态度在他选编《词综》所持的立场和《静志居诗话》中都可寻绎。朱彝尊很自负自己的词才，他在《答胡司臬书》中不无矜意地说道：“平生无大过人处，惟诗、词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几可以传为后耳。”朱彝尊领袖浙西，可以说也就领袖了大半文坛和一个时代。何况，当朝的词坛老宿相继故去，吴梅村、龚鼎孳、王士禄、曹尔堪一一作古，王渔洋也意兴阑珊，陈迦陵含恨病故，纳兰亦抑郁早逝。一时，词坛恰少一位主持，此正契机之一。朱彝尊根在浙西，词情洋溢，及至康熙十八年，词名已播及天下。当然，这一年他以“名布衣”被征召博学鸿词无疑是一个起点，京师应试，他中了个一等第十七名，获“检讨”之职。自此，便留任京都，现在的宣南虎坊桥尚有他的“银藤书屋”旧迹，故他有四十二卷之《日下旧闻》，专考京师掌故。对于读书人来说，浮出于皇城根下似乎便出名于天下，这是历代文人的一个美好的梦魇。朱彝尊的京师之行，得天时地利，成为词坛的领袖可谓顺乎自然。 问题也出在这里，竹垞以布衣之身朝夕之间一跃跻身清华，令天下读书人颇不买账。就算是心生妒意也是必然。那些读书之人几十年寒窗苦读，穷尽考核，却未必就能功成名就。所以有人要说他是“野翰林”。其实，清初以异族入主中原，自然要有一套笼络天下文人的办法，博学鸿词科也算是抚慰那些心存亡国之痛口口声声要作“遗民”的读书人的一种策略。而从来文人相轻，由妒而恨继而内斗是中国文人之顽疾。那些鸿博人物后来的境况也不尽完美。朱竹垞虽然作了清朝官，但他毕竟不同于牧斋、梅村这样的前朝遗老，自然背不上“贰臣”的黑锅，他又不在意与曹溶这样的贰臣友好。不过于“后先异轨”，所谓“晚节黄花，顿改初度”，也是难免心存疚意的。出典江南大省乡试，对于朱彝尊来说是他的得意之秋。可不久因辑《瀛洲道古录》私抄禁中书为人所劾，几经浮沉，官场梦断，又重回他的乡下做小长芦钓师去了。王士禛《渔洋集》丁未（1667）有《朱锡鬯自代州至京奉柬》一诗，诗中有“鸳湖若买三间屋，得得从君下钓丝”句，渔洋山人不过以《世说》中“陆机兄弟往参佐廨中三间瓦屋”之典作杜甫诗中“便作晴天下钓丝”之想，但他日读来倒颇堪寻味了。代州属太原府，朱彝尊随曹溶幕下先广东而上西北，他的大量词作便成于康熙三年（1664）山西曹幕之时。 竹垞以词名，诗和学问也做得地道，作为一代经学家，《经义考》是他的硬功夫。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史》论及朱氏，称：“《经义考》三百卷，把自汉至明说经的书大概都网罗齐备，各书序跋目录都录入，自己更提要批评。私人所撰目录学书，没有比他更详博了。”又以为“竹垞之学，自己没有什么心得，却是搜集资料极为淹博”。有道是人生苦短，竹垞矻矻穷年，涉猎宽博，为后世学者构建坚实基础，所谓学如积薪，朱氏学术成就当不可掩没。 一般学问做得深的人似少情趣，而竹垞风流文字，倜傥超逸，殊为不易。朱彝尊以《风怀二百韵》叙诉他与妻妹冯三娘的情事，这是一段畸形的情爱，说它畸形，因为虽有反叛礼教的果敢，但毕竟只是“风流韵事”，难为祝福。“风怀诗”虽不乏艳丽之辞，却能真挚而动情，这便是朱竹垞的可爱处。二百韵太长，不妨抄其一二，便可见其非同寻常的风花雪月之咏。 玉箫迷处所，锦瑟最凄凉。 束竹攒心曲，栖尘眯眼眶。 转添词怅怅，莫制泪浪浪。 朱彝尊的流风余韵，深为后世的袁枚仰慕。随园有《题竹垞〈风怀诗〉》，其序称：“竹垞晚年自订诗集，不删《风怀》一首，曰：“‘宁不食两庑特豚耳。’此躛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颇滥，盖有名无考，附会性理数言，遽与程朱并列。竹垞耻之，托词自免，意盖有在也。不然，佚竹垞删此诗，其果可厕两庑乎？亦未必然也。”总而言之，在袁子才看来，朱竹垞不作伪道学之态，故引以为同调。然而，竹垞之“风怀”，与随园了不自讳“野鸟孤猿，寻花问柳”的作风固不可同日而语。故章实斋薄之为清客，讥为假托文学，导欲宣淫，当然不是无中生有的诽谤。至此，我自然可以臆想袁枚对竹垞风雅的好感也是事出有因的了！ 论才情，随园毕竟不比竹垞。随园能诗而不能词，套用吴藕汀老人的话：朱彝尊能话剧亦能电影，袁子才则不能。随园的风雅倒是至老不衰的。他年垂八旬，所至寻山问水，访美论诗而外无他事，品评滥及大家闺阃。（见俞曲园《春在堂随笔》一○条）有趣的是，随园曾刻“钱塘苏小是乡亲”一印。说起苏小小倒有一段与竹垞有干系的公案，那便是争考苏小小葬归何地。历史上有两个苏小小，一个南齐时，一个南宋时。南齐的小小自然要名气大得多，而她的香冢豁然西泠桥畔，点缀湖山，千古艳称。朱竹垞当年力排众议，而夺苏小小墓在嘉禾，可谓一往情深。有人说他实在无聊，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有云：“争墩”一事，自古笑之……”我看也未必。抔土芳魂，亦表明读书人对乡土的一种情愫，也只有竹垞这样的多情种子才会于隔世而表明对苏小小这样身世的女子如此之态度。 话题越扯越远，回头再说竹垞之词。“醇雅”是朱彝尊的美学主旨，他说：“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静惕堂词序》）醇雅，自非朱彝尊的独创，以旧典新题，矫正时流，其逻辑的起点是借菲薄北宋词家反思明代词学的“陈言”和“陋习”。主要体现在他对《草堂诗余》的批判。如果说《草堂》备鄙俗之格，那么，《花间》的香艳，他又并不置臧否之辞，并刻《静志居琴趣》这样的艳词。这既是竹垞的可爱之处，亦是他的审美局限和地域的局限。就朱竹垞诗词创作而言，影响最盛莫过《鸳鸯湖棹歌》和《高阳台》。棹歌的影响在禾地绵连三百年，可谓余音未绝。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三位嘉兴的读书人承竹垞遗风，各自和棹歌二百韵，以续前咏。时值悖谬时代，阴霾正甚，乃至有“棹歌”罹难，成为新时代的一桩“文字狱案”。可贵的是，新棹歌能切入当下，绝无吟风弄月之空泛。作为“棹歌案”其一的词学名宿吴藕汀老人曾对朱彝尊的“棹歌”亦有微词，以为朱氏未写三亲之景，忽视他的所见和经历，缺乏唯一性。这是否也被他的一味“醇雅”所局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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