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伯伯褚项元命不好。抗战时跟我爷爷在昆明，国民党抽壮丁，恰好抽到他，可他还不到征兵年龄。于是，我爷爷跑去托人情，说缓一缓，等他到岁数了再去。可是他自己心里嘀咕，心想早晚躲不过去，不如主动。于是，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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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伯伯褚项元命不好。抗战时跟我爷爷在昆明，国民党抽壮丁，恰好抽到他，可他还不到征兵年龄。于是，我爷爷跑去托人情，说缓一缓，等他到岁数了再去。可是他自己心里嘀咕，心想早晚躲不过去，不如主动。于是，在读天翔中学的时候，他瞒着家里偷偷报名了空军。四伯伯身体特好，他通过了飞行员考试和体检，准备当国军飞行员，和日本人战斗的。那时他们训练都是在缅甸或印度，是盟军帮助培训的。国外培训回来，他的部队驻扎在杭州笕桥，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再没有回来，死时只有二十三岁。 五姑妈褚离元和五姑父夏经，都是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五姑妈是妇科专业，五姑父是儿童神经科专业。他们分配到大连医学院，搞三线工程时，被疏散到贵州遵义。在凭粮本发粮票的年代，我家的几张藤椅，便是他们帮我们拿全国粮票在贵州换来的。“文革”结束后，他们回到大连医学院。两个女儿，一个广州暨南大学毕业，在北京国企；另一个南下珠海多年后，去美国定居了。 七叔叔褚政元，大同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的空军，在军校教授发动机。“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他连级干部，被迫以士兵身份退伍，进冷轧带钢厂的汽水车间当工人。以后算是落实政策，调他到技校当教员。七婶婶姓张，华东师大化学系的，留校当了老师。七叔家两个堂妹，一个留上海，另一个学中药的，定居美国。 爷爷一共八个孩子，最小的八姑姑，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读到大二，一天忽然失踪。家里到处找，结果在公交车上看到她，正在马路上走。问她怎么不去上课，她说读不下去了，结果只好休学。此后是无休止地看病就医，总也治不好。有一段到北京来看中医，我还记得那位大夫主张大剂量吃药，每次拿脸盆放在铁炉子上熬药，很夸张。稍好一些，她不信，说我这病如何会好？结果无奈回上海去了。愈到后来，她身体愈差，走路时腰低低向前弯，头快碰着地面了。放在今天，大概就是抑郁症吧。 八姑姑名字叫褚兑元，她们姐妹三人，名字中间一字，都取自《易经》第二卦“坤卦”，分别是巽、离、兑。据说我曾祖父被袁世凯关押在安徽倪嗣冲监狱的三年中，常常钻研《易经》，以此打发时间。这是个古老的传统，“文王拘而演《周易》”。坤卦本是上上卦，说往西南方向走应该可以得到帮助。八姑姑一直在上海，怎么算都不是西南。 我爸是老六，大学考取清华外文系。还没毕业，新中国成立，急需干部。我爸那时已是党员，便服从组织需要，从清华肄业，到北京公安局工作。 我妈姓马，家里原来是高邮的生意人。据说生意垮了，搬家到上海租界。我妈是庶出，在旧社会地位低，要陪大房家的小姐读书。大房姐夫姓鲍，英文很好，在上海港务局做领水，一望而知是个精明和善的人。鲍姨夫三个女儿，大表姐学高分子化学，那时是很前沿的。二表姐是医生，分配到云南的山里，后来病死。她对病人特别好，当地老乡给她抬棺材送葬，非常怀念她。小表姐赶上“文革”，就和大学无缘了。大表姐和我很要好，我们常通信。我很喜欢她的钢笔字，不知不觉中还会模仿。妈妈家里有一位姑妈嫁给周家，于是我就有了周家这门表亲。上大学时，周家一位表妹碰巧和我同校同系同级，不久，大家纷纷在私底下议论，说褚斯鸣的表妹是周总理的侄孙女。  二〇〇九年五月，褚辅成后人在梅湾街慧园祭奠褚辅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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