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洲泉吴氏所藏清刻本《宋诗钞》 明代学人论诗，竭力推崇盛唐，认为自大历以后的诗都微不足道。于是，他们都将两宋元代之诗集束之高阁。清代嘉兴朱彝尊在为柯崇朴《振雅堂词》作的《序》中说：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輙屏
 洲泉吴氏所藏清刻本《宋诗钞》 明代学人论诗，竭力推崇盛唐，认为自大历以后的诗都微不足道。于是，他们都将两宋元代之诗集束之高阁。清代嘉兴朱彝尊在为柯崇朴《振雅堂词》作的《序》中说：“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輙屏置不观。”至清代初年，世间所传宋代别集不多了。 清康熙二年（1663），吕留良聘请黄宗羲来吕家的梅花阁、水生草堂设馆。吴之振与其侄自牧也至水生草堂向黄宗羲执经问业。黄、吕、吴一起论诗，切磋学问。 黄宗羲崇尚宋诗。认为“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点”。（《张心直诗序》）此时，正值吕留良、吴之振经多年努力，搜集宋人诗集，准备编印《宋诗钞》之际，黄宗羲即参与此事。虽然他四月来语溪，五月即因其弟宗会病，和高斗魁返余姚。但在此一月余的时间里，他们“联床分檠，蒐讨勘订，诸公之功居多矣。”（《宋诗钞·凡例》）黄宗羲在《宋诗钞》的发凡起例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宋诗钞》一书，自清康熙十年刻印至今，编者的署名一直是把吴之振的姓名排在第一。现今中华书局的排印本亦是署“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 雍正以后，吕留良因遭文字狱之祸，《宋诗钞》再印时，编者的姓名中也不再把他列入，具名吴之振撰写。《序》中改为“余与家弟自牧所选”。（森注：刊刻者挖去“晚村”，需补二字，误补“家弟”，挖补者不明自牧非“弟”而是之振侄儿。） 虽然后来刻印、排印的《宋诗钞》，将吕留良列为三位编者之一，但也是不用“吕留良”而换用他的字号，如光绪《石门县志·卷十·艺文》中刊载的吴之振《宋诗钞·序》，就说“余与东庄、自牧所选”。 所以，一直以来，学术界出版界就把吴之振作为《宋诗钞》的“主编”看待，尽管不用“主编”二字，但是把吕留良、吴自牧作为编选该书的助手。如钱钟书就是这样认为的：“助孟举钞宋诗的吕晚村、吴自牧。”（《谈艺录》1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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