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爆发后，各地分局遭受战火波及，业务难以展开，加上中华书局企业庞大，让陆费逵渐感力不从心，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继承人。他并不准备让家人接班，将中华书局办成家族企业，在他眼里，继承人必须符合三个标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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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各地分局遭受战火波及，业务难以展开，加上中华书局企业庞大，让陆费逵渐感力不从心，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继承人。他并不准备让家人接班，将中华书局办成“家族企业”，在他眼里，继承人必须符合三个标准：正直，“商业”，有学问。这个继承人至死也没有找到。“现在的舒新城日记中提到的所谓‘陆费逵遗嘱’简直就是瞎编乱造，父亲去世时我就在他身边，亲耳听到他对书局的未来做了这样的嘱咐：‘中华书局有两位高级人士，舒新城、王瑾士不能继任总经理。’” 陆费铭琇用手拭去眼角的泪花，平复了一下情绪：“父亲的死亡原因，此前有‘心脏病’、‘脑溢血’等多个说法，其实都不符合事实，是舒新城和王瑾士共同编造的。现在定下来的，是‘突然死亡’。” 抗战开始，陆费逵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过陆费逵本人并不愿意接近政治，多次以病推脱，还将每个月的参政员津贴原封寄回。王瑾士就对陆费逵说，他在上海有一个做医生的堂弟，叫唐昆元，可以让他陪同去重庆，并买好了来回机票。眼看实在无法再推，陆费逵只好前往。1940年，陆费逵在重庆收到了一张董必武写给他的条子，上面说延安缺教科书，希望中华书局能调拨一部分。“后来父亲给下面分局写了个条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据说董必武的条子现在还保存在北京中华书局档案中。” 1941年3月，陆费逵最后一次来到重庆参加参政会。这次他见到了周恩来。面谈中，周恩来又讲起延安缺钢笔、墨水等文具和教科书。陆费逵再次设法调拨了一批运到延安。 “显然这两次与中共高层的接触，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警觉。”陆费铭琇说，父亲回到香港后，心情就特别不好，在家中多次提到陈立夫、陈果夫和他过不去。5月的一天，从来不喜照相的陆费逵，突然独自一人去了照相馆，拍下了晚年唯一一张标准像。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他请了中华书局同事的儿子白士熙劝说刚高中毕业的儿子陆费铭中前往英国留学，还让他暂时不要回到香港。没有想到的是，铭中尚在上海办理护照，父亲就出事了。 1941年7月7日11时左右，中华书局教育文具厂厂长胡庭梅上门谈事。其间陆费逵抽了一根胡递过来的雪茄，到下午3时他全身疼痛，满身大汗，浸透了枕头和床单。7月8日，陆费逵感觉不好，半夜起来整理中华书局的账册，并给妻子留下了遗言。到7月9日早上，陆费逵的病症没有减轻的迹象，于是杨敬勤让女儿铭琇出去买只鸡，炖点鸡汤给父亲补补。上午8时，杨敬勤怕丈夫在厕所出事，就让大女儿铭琪进去看看。“姐姐推门进去，听到父亲跟她说，‘阳光太强’。姐姐关窗的时候，父亲起身往外走。刚走到厕所门口，母亲伸手去迎，父亲一下就摔倒在母亲身上。等姐姐将父亲拉起来时，他的手已经冰凉了。”陆费铭琇说，舒新城日记中，还编出了陆费逵去世前一个星期的病历，就更加离谱了。 陆费逵去世后，适逢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遗体无法运回上海安葬，只能临时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棺木安放在墓室内的两条石凳上，墓上没有立碑，也没有任何标记。直到1996年1月2日，才举行了立碑仪式。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陈国辉在给北京、香港、台湾、新加坡四地中华书局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墓碑一方，高约及人肩，取其平易近人之意。石料则采八闽青石，以其耐久不尚豪华炫目，且带知识分子气息。造型方面，则以《辞海》外型为模本，既独特而又稳重大方，与墓主身份及成就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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