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谣与新诗 何植三在鲁迅先生多观察社会，多体验生活文学思想的引导教诲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开始从民间、从底层汲取文学创作的营养。在多读中外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研究民间歌谣，认为诞生、活跃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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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与新诗 何植三在鲁迅先生“多观察社会，多体验生活”文学思想的引导教诲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开始从民间、从底层汲取文学创作的营养。在多读中外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研究民间歌谣，认为诞生、活跃于民间的歌谣，是产生新文学新诗的涸涸不绝的源泉。 此时的北大，在一批文化精英的创导下，正致力于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并成立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创办了专门学术刊物《歌谣》，形成了浓厚的歌谣搜集与研究氛围。 对此，何植三也有了足够的认识，以为是给新诗写作的新启示与新源泉。何植三在《农家的草紫》的《自序》中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希望于新诗人！……多读些名人作品，多研究些歌谣，栽培涵养，以巩固新诗的命运。”何植三重点梳理了歌谣与新诗的内在关联性，并结合自己的诗歌实践，试图从中找出一些适合新诗写作的规律性东西。 不愧是开风气的诗人，很快便成果斐然，他对歌谣与新诗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何植三《歌谣与新诗》一文，发表于1923年12月出版的《歌谣纪念周刊》上。这一期周刊由鲁迅设计封面，发表了钱玄同、林语堂、周作人、黎锦熙等名流的力作，何植三能跻身其中，可见其研究成果的不同凡响。 何植三在《歌谣与新诗》一文中，写到了搜集、研究歌谣的意义与重要性，并表述自己的内心向往：“歌谣是情感所产生，故它的复现，须唱者兴致激发、随时随口唱诵，我们遂得乘机记录；否则，他们固然记不起来，我们也无从记录。但这与时间很有关系，非寄迹民间，随时随地留心，当件终身事业做不可……”对于歌谣与新诗的关系，他也梳理得既切合实践，显现了两者需要注意和规避的一些东西。与此同时，诗人对歌谣的作用也有了更为客观并诗性的认识，在另一篇文字中，何植三充分表述了这层意思：“1.医用的歌谣为什么能治病？因铿锵的歌韵，可使孩子生极大的信仰心而把病忘记。2.为什么韵能使孩子生极大的信仰心？因孩子对韵往往是无理由的神秘的信仰。大概一个人身上有病，可以影响到心理。然心理健旺也能减却生理上的疾病。” 何植三在其后的新诗创作实践中，也充分体现以上的理念。如收在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的长诗《晚年》，既有乡土歌谣的韵味，又具有新诗气度，他加强了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并强化了捕捉内心的微妙感受力。 终老嘉兴 离开北大后，何植三长年执鞭从教，先河南沁阳，再浙江杭州、绍兴、新昌、诸暨、嘉兴等地。他在嘉兴一中任教时间最长，且先后两次进入嘉兴一中。第一次是在1931年，他在嘉兴一中任国文教员，至1937年11月嘉兴沦陷，才为避战乱而回到诸暨故里。抗战胜利后，何植三于1946年重返嘉兴一中，直至1963年退休。“文革”中，何植三理所当然受到冲击，便抑郁成疾，艰难度日，于1977年11月20日病逝于嘉兴。 作为诗人，何植三终身诗心不泯。何植三曾在自己收藏的《农家的草紫》的最后一页的留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四十多年后重读，看得有错字和破句，有几首还是颇有意趣。一九六七，二，五。作者自识。”1967年，何植三已届78岁高龄。其“意趣”一说，颇可玩味。 时间流逝，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却一直生长在“文艺的田园”里，依然葱郁，被后人所采撷。1994年的《读者》第十二期上，专辟《精妙小诗》一栏，选辑了一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八位著名诗人的小诗。有潘漠华的《无题》，俞平伯的《小诗呈佩弦》，朱自清的《仅存的》、《在车上》，何植三的《农家杂诗》，冯雪峰的《稻香》，汪静之的《过伊家门外》，刘大白的《秋晚的江上》、《旧梦之群》，冰心的《春水·一四一》、《繁星·一一三》、《可爱的》、《繁星·四七》。 何植三《农家杂诗》等小诗，“别样的隽永”给后人留下了别样的意味，似水流年，汩汩不绝…… 阳春三月，随着春雨，我们来到了何植三老家诸暨赵家镇泉坂。这里田畴平整，霏霏春水里，田畈安静而空旷，远山葱朦，农家田畈上的草紫花已经开了，细花在薄风中摇曳着，看上去，似乎显得有些孤寂而冷清，恰似何植三的小诗。 草紫花所带来的春意依然缤纷，三月的农家田畈因此而添上了无限的春色。如果说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是当年新诗论坛中一枝报春的草紫，那么诗人即是故里田畈中盛开的草紫花中的一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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