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初次见到子恺先生，还不过十来岁，时在抗战以前。那时，子恺先生只要回到石门湾，必来我父亲于石泉先生处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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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亲与丰子恺 我初次见到子恺先生，还不过十来岁，时在抗战以前。那时，子恺先生只要回到石门湾，必来我父亲于石泉先生处聚谈。我虽在髫龄，但随侍父侧，子恺先生的模样、举止，已深深地镌刻在一个孩童的脑子里了。 当年，子恺先生常穿一袭灰布长衫，戴一副圆形的玳瑁色眼镜，长髯拂胸，人颇清瘦。说起来，丰、于两家，也算得是世交。我的叔祖父于云芝先生是子恺先生的塾师。我父亲长子恺先生十八岁，但他俩过从甚密，且都信佛，谈起来便十分投合。弘一法师则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子恺先生每次来我家，我母亲总要精心烧一桌素菜留他吃饭，子恺先生也从不推辞，饭后还要与我父亲继续上午的交谈。父亲八十岁时，子恺先生特地寄来了一张画，画面上是仙桃八枚，“奉祝遐龄”。我父亲善画兰花，有《墨兰》册页存世。1963年父亲去世后，我写信请子恺先生为父亲的《墨兰》册页题签，不过数天子恺先生就寄来了“石门于石泉墨兰册”的题签。后虽遭浩劫，但《墨兰》册有幸为漏网之鱼。前数日我重翻册页，睹物思人，良多感慨！ 二、书翰往还二十余年 我踏上社会后，终年忙于事务，后来更是迭遭变故，蛰居乡村近二十年，因而一直无缘再次见到子恺先生。但是，与丰先生之间的书翰往还，在二十余年间，从未间断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偶然觅得一册页，乃弘一法师题《护生画集》诗：“生离常恻恻，临行复回首；此去不再还，念儿儿知否？”这张册页想是缘缘堂中旧物，遭逢战乱，缘缘堂骤成瓦砾废墟，堂中诸物或许有一二散落民间，也未可知。首次见到弘一法师真迹，我十分高兴，即写信给子恺先生。先生获知此事，欣喜异常，嘱我好好保存。并另题一纸，大意谓“此‘生离常恻恻’五言偈一首乃弘一法师为我《护生画集》所书，于君梦全得于石门湾某氏家中，兵燹之后极难得矣”。我将弘一法师和子恺先生的墨迹裱为一轴，珍藏在家，岂料十数年后，“文革”骤起，是非黑白一任颠倒，我眼睁睁地看着两位大师的墨宝竟被诬为“毒草”而付之一炬，心痛又能何如！ 大概是在1972年或1973年，我又访得一扇，扇面书法为子恺先生尊翁丰斛泉老人所作。斛泉老人是清末最后一科的举人，但生前情况萧条，数十年之后，他的墨迹已极罕见了。我驰书子恺先生告知此事，并表示“您如喜欢，亟愿赠送”。子恺先生回信称“尊处藏有先父书扇，此甚难得。来示云愿以相让，但不知邮寄便否？又不知何以为酬，请酌示可也”。后来我托妻舅携扇至沪，面交给子恺先生。先生得扇后欢喜之极，急唤子女近前，连称“宝贝”。嗣后，子恺先生赠我一对联一扇面以为酬答。我生性酷爱名家墨迹，平时遐搜近访，犹恐不及，今既蒙子恺先生诚意相赠，也就欢欢喜喜地接受下来了。子恺先生赠我的这副对联：“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字秀意深，实为先生平生的书法珍品之一。后来，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的《丰子恺书法》和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墨林集珍》都收录了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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