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镇（今乌镇）人严辰（1822～1893），字缁生，清代咸丰九年（1859）得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1862），严辰参加散馆考试，列一等十名，任刑部主事。但他无意在京任部曹，遂于同治二年南下。 此时，家乡刚刚经历太平军之乱，民众嗷嗷待哺。严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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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镇（今乌镇）人严辰（1822～1893），字缁生，清代咸丰九年（1859）得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1862），严辰参加散馆考试，列一等十名，任刑部主事。但他无意在京任部曹，遂于同治二年南下。 此时，家乡刚刚经历太平军之乱，民众嗷嗷待哺。严辰应乡人之邀，回青镇办理赈济事务。同治四年（1865），严辰报省同意，开办了桐乡县善后局，为家乡做了很多善事。其中之一，便是应知县之邀，修复并管理桐乡县育婴堂。 桐乡县育婴堂，原是乾隆六年（1741）由邑人汪兆鳌捐市房基地一所，创建于东门外新桥弄。乾隆五十九年，育婴堂墙圯重建。建堂经费由邑中绅富所捐，有大门、厅堂、楼各三间，寝房五间，堂内有接婴乳妇三人。咸丰庚申之乱，育婴堂堂后房屋被毁。 在严辰的提议下，知县富拉浑与邑绅沈宝樾倡捐修复了育婴堂，于厅房后，造乳妇房十一间，门厅亦加修葺。修复后的育婴堂于同治五年开堂。 为此，严辰作了《桐乡县重建育婴堂记》：窃以承平时，户口繁昌，闾阎皆能自给，尤赖有婴堂之设，以收养弃遗。今则兵燹之后，生齿凋疏，民之不庶，富教何加？郑氏所谓“安之使蕃息”者，岂不在于斯时乎？所谓“爱幼小”者，非亦此时之首务乎……兹幸我贤侯抱救时之念，施及幼之仁……岂非吾邑之厚幸哉！ 严辰进而引刘熙的《释名》：“男曰孩，女曰婴。”指出“堂不名育孩，而名育婴者，岂专为育女设乎？予谓男女并育，何所区别？只以溺女之风吾乡最甚，顾名思义，弥觉相当”。 育婴堂的经费开支，取于县中的丁漕票钱及合属各典当的岁捐，以及县城丝业烟行各捐。后来，因为接收的婴孩逐渐多了，育婴堂的经费日渐捉襟见肘。于是，同治十一年（1872）夏，严辰专程赴杭州向浙江巡抚杨昌濬递送说帖，请求增加丝捐，每包一元，以充桐乡保婴经费。后蒙批准，拨乌镇厘局善后二成丝捐款应用，此举每年可得银一千两。从此，保婴经费有了着落。事后，湖州、嘉兴两府也请省里按桐乡例，增加丝捐，亦先后获准。 不过，严辰认为育婴堂有三弊：“所谓三弊者，婴无姓氏，不知父母，则全其生而绝其伦；择妪不慎，婴多夭殇，则暂生之而终死之；既长出堂，鬻为倡婢，则名生之而实害之。”因而，严辰主张“顾欲免全生绝伦之弊，非行保婴会法不可”。 光绪二年（1876）初，严辰牵头制订了《劝送归保章程》，仿效无锡余莲村善士治，倡导劝送归保之法。章程规定，凡有婴儿公开送至育婴堂者，总是劝归家中，由生母自养，每月发给钱文，一年为满，并当场由育婴堂司事送至其家中。育婴堂备一舟，司事经常至四乡，轮流按户查察。 此后，每月初一放款，知县莅临，严辰如无他事则必往。“乡人襁负（背着婴儿）而至者数百人”（严辰《天幸十日记》）。 以往，因堂中的乳妇（俗称奶娘）一人要哺婴儿三四人，致每年殇者较多。实行归保之后，较之收养堂中，婴孩寄养堂外，易于存活。先前，堂中每年死亡的婴儿多至数百名，自实行归保章程之后，每年育婴堂死亡的婴儿减至十数名。 《劝送归保章程》实施之后，当年七月下旬，桐乡县育婴堂延请善事禅僧，礼忏三天，施食一坛，超度堂中自同治五年七月以来十年间殇亡男女婴孩3128人之灵。 桐乡县育婴堂重建时，严辰曾题堂额：仁能及幼，并题写了楹联：楚弃男为令尹，宋弃女为小君，虽云福命由天，补救总须人事尽；肇端于梁普通，盛举于明宣德，到此化行成俗，生全皆自国恩来。 注：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执政官名，相当于宰相。小君：皇后。普通：梁武帝年号（520～527）。宣德：明宣宗年号（1426～1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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