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证章，一种团体或个人身份的标志。旧时，特别在民国时期，证章受宠，风靡社会。一枚嘉兴县东栅镇民众训练证章，珍稀罕见。它虽锈迹斑斑，残缺不全，却蕴含了鲜为人知的乡土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浙江宣告独立后，嘉兴成立了以邑人方青湘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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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章，一种团体或个人身份的标志。旧时，特别在“民国”时期，证章受宠，风靡社会。一枚“嘉兴县东栅镇民众训练证章”，珍稀罕见。它虽锈迹斑斑，残缺不全，却蕴含了鲜为人知的乡土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浙江宣告独立后，嘉兴成立了以邑人方青湘为首的军政分府，掌控了全县军政大权。此间，从东瀛归来的同盟会会员陆初觉等为维护新政，遏制清廷残余势力的复避挑衅，稳定社会，极力联络地方士绅和巨商富贾，筹资募捐，购置枪械，成立了“嘉禾商团嘉兴总团”。商团人员除佩枪外，还各戴一枚银盾五角星证章。在风云变幻的非常时期，银盾证章所到之处，嘉兴的社会治安拨乱反正。 后因“反袁”动荡，嘉兴商团随军政分府解体而中止活动。 北伐战争，风起云涌。1927年，军阀孙传芳兵败过境，无政府状态下的嘉兴，盗贼四起，鸡犬不宁。民众恳望恢复商团，以保嘉禾安稳。在社会贤达褚辅成的赞助下，陆初觉会同商会骨干顾速明、蒋抚青等，出谋划策，即在同年春天重建商团。名“嘉兴县义务商团”。团总陆初觉，团副顾速明。全团除团部常备班、直属班、军乐班外，下设四个队。这第一、第二、第三队系县城所属，第四队为东栅队。 我叔父薛传绶定居广州，晚年，他喜欢和我聊东栅旧事，书信，电话总要带上几句“老底子”。在他《故乡随笔》的“商团与保卫团”中有记：商团“队部设在常丰桥堍炮船汇。招牌写‘嘉兴商团第四队’”；“正队长高振远，副队长蒋士荣”；“常驻团丁麻皮焦糊老二，团员是商店年轻店员，经协商，老板及本人同意加入”。 第四队分设三个班，每班十名队员。分派一班驻南堰（时南堰属东栅镇管辖）。 高振远（1900—1975），东栅义振八鲜行业主，年富力强，热衷乡里。队长登高一呼，队员热情高涨，为保境平安，守道巡逻，人人全力以赴。 得益于商界的慷慨资助，商团装备精良，除人手一枪外，每队另配机枪、木壳枪、钢丝马甲等。为提高队员素质，由专职军训员定期对各队进行军事训练。每周要举行列队操练。东栅的训练场设在镇东古刹内，即宋代遗存白莲寺大雄宝殿前的广场上。“教官蛮神气，泥军装，武装带，皮绑腿”。估计黄口童年时的叔父曾亲临现场，所以他的笔触生动细腻。2000年5月，我在广州叔父家小住时，说起商团旧事，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当年，队员参加军训时都佩带一枚铜章，神气活现。章证中“民众训练”几字十分显眼。 那年冬防，夜幕下，荷枪实弹的东栅商团队员巡逻至下塘街俞公桥顶时，“猛见张源盛小猪行屋顶有个人影，众即鼓噪喝令下来就擒，又见该贼人像飞鸟一样在屋面从容蹿跳，团丁放了一枪，那个黑影随声跌落被擒”。叔父这段描述，我曾听同里长者多次细说。此事的结局颇具戏剧性。“失风”之徒乃沪上“飞贼”。小猪行老板心地善良，见因枪响惊吓、堕地伤脚的盗贼，并不为难于他，反而请来郎中，为之治伤，还赠予盘缠，任其返回上海。这一出“捉放贼”小剧，据说当年《申报》有刊。它演绎成了城乡街头饭余茶后的“大讲张”（新闻）。当然，这似特殊的广告，不但张扬了“张源盛”的厚道，也让蟊贼敬而远之。 民众训练，商团显威。而高振远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率团上前线劳军之举，深得乡里称颂。陆初觉为此曾设宴庆功。然此等好事，直到今番纪念抗战之际，缄口不语的高氏族人方津津乐道。想来八十多年前，佩带“民众训练”证章的东栅商团前辈，更是得意洋洋。 今春三月，月河街遇见藏家后起之秀肖龙根先生，他知我好东栅旧事，遂邀去彼府上，观赏其藏品中的一枚旧铜章——“嘉兴县东栅镇民众训练证章”。我叔父曾念叨之物，顿然眼见为实。久已淡忘的禾地义务商团的往事也浮出了水面。  肖龙根收藏的嘉兴县东栅镇民众训练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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