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理宗端平元年（1233）关栻《隐真道院记》记载：府治之东南，相去二百步，有道院曰隐真院北两坊导其所从入之路，东榜集仙，西标归鹤。 明宣德五年（1430），嘉兴县析出秀水县、嘉善县后，子城周边、罗城内外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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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端平元年（1233）关栻《隐真道院记》记载：“府治之东南，相去二百步，有道院曰隐真……院北两坊导其所从入之路，东榜‘集仙’，西标‘归鹤’。” 明宣德五年（1430），嘉兴县析出秀水县、嘉善县后，子城周边、罗城内外的街区功能、特色进一步明确。紧贴子城自东而南而西而北，为申明亭、阴阳学、理刑厅、清军馆、医学、治农馆、急递总铺、府狱、羁所、察院行台、三司厅、府馆、盐运分司、宝花仓、布政分司、按察分司、染织局等府衙附属机构。因子城东南线地狭，一些大一点的机构散处子城东北和西北。如，子城近东北有嘉兴县衙和县学；子城西北有府学、秀水县衙、秀水县学、宏文馆、杭嘉湖分巡道道署；子城正西为西大营。 自罗城东北角天妃宫、天星湖北端至西南角范蠡湖畔的金明教寺为对角线，沿此线两边隙地多世家大族。天星湖北角，宋前后为风景区，又多世家名族。 崇祯《嘉兴县志》引《闻人氏家谱》载，宋代闻人氏世为显族，科甲名世，在“天星湖北”，“大新第宅，前后林泉映带，又附东郭，草木苍然”，“居第为甲”，“列子孙之舍十余房，聚族百口”。 北宋枫泾“白牛居士”陈舜俞故宅在子城东北一里，崇宁三年其孙捐房屋作漏泽寺。南宋参知政事娄机也住在天星湖畔，入元宅第捐作玄妙观。前妇保院西侧碧漪坊为明清嘉兴谭氏宗祠；瓶山西侧为明代嘉兴项家祠堂，即襄毅公项忠祠，门前有牌坊，还有项元汴藏书楼“天籁阁”；项家祠堂之西的育子弄为南宋著名词人朱敦儒宅第…… 由于罗城也不够开阔，面积只有220万平方上下，衙门多，寺观多，有的家族便选择在城外开阔地带择址建园。宋代城外就有柳氏园、潘氏园等园林。元以后则更多，元代吴镇居春波门外，陶氏南渡后居城北金桥。晚明罗田方氏居东门外北板坊，李日华在北板有恬致堂、味水轩、紫桃轩。 东栅近十里长街多世家名族，并建有园林，主要有：潘师旦宅第，刘基的柳桥书馆，吕文懿及其子的九柏山房，平湖清溪屠氏的远市园，嘉兴杨公辅的水西草堂，屠应埈的怡园，汪森的小方壶等等。 至晚明，嘉兴罗城内外共24坊，其中罗城之内为10坊，城外14坊。世家大族栖居城外，与街区由城内向外延伸拓展有关，也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口增长等因素有关。 明万历四十六年董镶所修《董氏家谱·游槜李记》云：“濒湖（南湖）万家，鳞次栉比，诚一方之大观也。” 晚明，罗城坊少巷多，共10坊，77巷，“坊减十八，巷加半之，度其故，大抵夫家诸繁徭总任之坊，而巷仅识方隅，不科扰，势由所增减殊也。”也就是说，城内坊与巷的增减与税收政策存在一定的关系。 晚明至太平天国前，随着居民区突破城垣，子城外线、罗城之外，自南向东折北弯西，南门外梅湾、东栅甪里街、东门外北板坊、望吴门外唐湾、月河，都有繁荣的商贸。其中，以东门外为主要商业区，且达到“倍于城中”的地位。 清中后期，太平军进军江南，嘉兴沦为战场，街区、官署、民宅、寺观，毁坏严重，人口大量流失，工商萧条。特别是东栅常丰坊甪里街原有世家大族居住区遭到毁灭性破坏，有的大族，房屋多至十数进，兵燹硝烟下悉数化为灰烬。 清末民初，在政府主持下，浙东、浙南、江西、湖南、河南等地大量移民移居嘉兴，嘉兴人口日渐恢复，加之以丝绸为主的近代工商业的兴起等因素，嘉兴工商业得以复苏。除市中心子城近北的商业区延续了历史上的兴盛外，月河、梅湾、东栅、南堰、大桥、塘汇等外线街市、市镇也得以发展。其中，月河为主要商业区，东栅、南堰为主要工业区。抗战前夕的《嘉区汇览》对当时嘉兴城区内外的工商业不无赞叹，“嘉区既为浙省巨城，其人烟稠密，工厂林立，商业繁盛。” （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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